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历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历史性飞跃，而这三次历史性飞跃，同时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飞跃。中国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贯穿这个伟大历史进程的主线和亮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最根本任务。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了生产力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带领广大人民创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解放并迅速恢复了生产力。 (一)旧中国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一方面，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开始了步履蹒跚和艰辛的工业化。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革命并没有成功，没有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内外障碍，而是陷入了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内受军阀混战祸害的苦难深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此开始沿着真正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的道路发展。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无力抵御外部冲击。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贬值本币，以邻为壑。中国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过剩”产品的倾销市场。1933年，中美签订“棉麦借款”协定，美国政府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以4000万美元购买美国棉花，1000万美元购买美国小麦及面粉，所购棉麦只能在中国销售。棉麦涌入中国市场，给国内农民和粮食厂商造成致命冲击。借款消息一出，棉花价格立即每担下跌了四五元；钜鹿县的百余家土布商，到1935年只剩十余家，也都即将关门；福建漳浦产粮区输出路绝，“积谷有腐朽之虑，而农村的经济，亦足破产”。① 国际金融市场对旧中国生产力的冲击更甚。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在国内外高价购买白银，引发中国白银外流。当时仍采取银本位货币制的中国，立即陷入通货紧缩，物价水平暴跌，金融市场崩盘，民族工业衰退。② 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无法解放生产力。由于国民党右派在大革命时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南京国民党政府始终无法有效推行解放生产力的政策。在农业领域，国民党放弃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甚至仅具改良性质的“二五减租”都遭到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内地主势力的强烈抵制，更遑论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工商业领域，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为名，迅速扩张官僚垄断资本，使其成为压迫民族工商业和掠夺人民的工具。1931年至1936年，中国的消费率和投资率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③。6年中投资率有4年为负数，这也说明国民党政府在推进工业化方面乏善可陈。加之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吏治腐败，国家资本完全蜕变为少数官僚集团攫取国民财富的工具。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借没收日伪财产之名和低价兑换伪币的方式，掠夺原沦陷区民族资本和人民的财富，严重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而官僚资本更加膨胀，垄断了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农业和民族工商业则“百业凋敝”，以至出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歌谣。由于国民经济凋敝，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抗战以来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恶性通胀洗劫了城市市民的财富(广大乡村甚至被迫退回到“实物交换”)，彻底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最后败退台湾。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民国以来社会生产力停滞的历史(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913年至1950年期间，中国内地GDP年均增长率为-0.02%，而同期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85%④)。 (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土地制度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农村调查后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⑤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也指出：“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⑥ 美国政府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