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租界内新闻业成为租界和日本当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大道及汪精卫伪政权等众多政治势力争相拉拢和压制的对象。由此，新闻业与多方政治力量之间形成了拉锯与博弈。1941年，斯坦纳(H.Arthur Steiner)认为日本与其扶植的通敌政权试图通过实施暴力活动影响新闻业的效果非常有限(Steiner，1941：141)。然而，之后的相关研究却对这一论断提出质疑。傅葆石(Poshek Fu)发现，对绝大多数生活在“孤岛”的上海民众，尤其是那些知识精英阶层而言，他们的立场和行为方式是暧昧多变的(Fu，1993：xiv)。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也指出，日本占领区内，绝大多数人处于抵抗和通敌之间含混不清的“灰色地带”中，这一点在上海“孤岛”尤为明显，以至于抵抗活动被残酷且带有暧昧的手段压制下来(Wakeman，1996：I)。 “孤岛”时期的新闻史研究虽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史料和视角的局限，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新闻机构与日本及其扶植的伪政权之间的合作或对抗，并将其归类为积极宣传抗战或沦为伪政权帮凶两类。这一状况在《大美晚报》①的相关研究上体现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研究视角依然局限在其抗战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众多报馆员工的牺牲。②本文希望通过发掘和利用新史料，突破这种局限，相对完整地呈现《大美晚报》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日本及其扶植的伪政权、租界当局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与伪政权如何广泛地介入“孤岛”新闻界，借此展开舆论争夺，以及这场争夺中“孤岛”新闻界以何种方式被裹挟到权力网络之中，而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利用时局对全面抗战前无法触及的租界新闻业施加影响。 一、从冲突到合作：《大美晚报》与国民政府关系的转变 全面抗战前，《大美晚报》曾因新闻报道问题与国民政府发生过多次冲突，其中比较激烈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夏天。这一年7月19日，《大美晚报》英文版依据伊罗生(Harold Isaacs)及其主编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提供的消息，在头版刊登了蒋介石密令“蓝衣社”暗杀55位政敌的名单，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然而当时国民政府想要控制像《大美晚报》这种在上海租界内且有外商身份的报纸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Taylor，103)。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没有司法和行政管辖权，它只得求助于美国驻华机构。最终，美国驻沪领事馆在与《大美晚报》的协商中，提出希望报纸以更加周全谨慎的态度来应对新闻素材(台北“国史馆”1，1933)。 全面抗战爆发后，对外宣传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这成为《大美晚报》与国民政府关系得以改善的契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快了设立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机构。同年11月6日，在军事委员会宣传部内增设了国际宣传处。次年2月，该处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下辖部门。董显光作为中宣部副部长，负责该处的日常工作，曾在上海《大晚报》有长期新闻从业经验的曾虚白被任命为处长，协助董显光的工作(武燕军，1990：118)。董显光曾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留学，回国后长期为西方在华媒体，特别是上海租界内的英文媒体工作。这些经历最终促使他把西方在华媒体的舆论力量与蒋介石抗日的目标结合到一起(Wei Shuge，2014：120)。 国际宣传处成立后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对美国的宣传，再进一步扩展到争取世界上其他英语国家的舆论支持(Tong，2005：74-75)。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要争取上海租界内的舆论支持，特别是那些有英美背景的报纸的支持。董显光认为，上海的外国报人，特别是来自英语国家的报人，对于中日之间战争的看法会影响到他们各自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舆论。然而，当董显光和曾虚白来到上海后便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他们发现日本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众多具有外商背景的报纸言论，同时工部局也越来越迁就日本的诉求。英商《字林西报》因具有工部局的背景，在处理涉日言论时越发谨慎。此时租界的英文报纸中，只有《大美晚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依然态度鲜明地批评日本侵略，坚定地支持中国抗战(董显光，2014：119-120)。至此，《大美晚报》与国民政府开始了良性互动。 随后，董显光成为了《大美晚报》与蒋介石政府沟通的桥梁。由于其留美经历和媒体从业经验，他选择了与当时盛行的苏联式大众宣传不同的社会精英式宣传。在工作中，他充分利用私人关系，并提出事实是最好的宣传素材。鉴于西方民众对官方信息具有天然的抵触，他强调官方消息来源保密的重要性，通过淡化政府与消息来源的关联提高信息接受度(Wei Shuge，2017：187)。董显光的工作风格获得了《大美晚报》主编高尔德(Randall Gould)这样的美国职业记者的认可，双方在往来中增强了私人互信。高尔德对董显光有良好印象，并称赞他友好、睿智且开明(Gould，1946：332-333)。 1940年3月，高尔德到访重庆，董显光积极促成了他对蒋介石的采访。董显光向蒋介石强调《大美晚报》是上海最有影响力且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商报纸，建议其安排时间接受高尔德的采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40)。在受访中，蒋介石高度称赞《大美晚报》的抗日立场。他说《大美晚报》坚守立场，在新闻报道中不畏强暴，为此陷入空前困境，他本人已感受到这股捍卫新闻的勇气(Gould，1941：31)。《大美晚报》的抗日立场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及其扶植的伪政权之间产生激烈冲突，这不仅影响了《大美晚报》在“孤岛”的命运，也深深地影响了它随后的发展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