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在农业经济和手工业进步的基础上，农产品商品化扩大，商业网络遍布城乡，对外贸易发展，职业商人和兼职商人数量增加。他们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财富的获取需要靠脑力劳动，故商人的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最终的财富获取量。有关宋代商业和商人的研究成果甚丰，并已注意到宋代商人的文化趋向，但尚未涉及其文化水平。①本文不揣冒昧，试作论述，期望对宋代商业和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宋代商人文化水平的基本状况 商人的经营过程是商品流通过程，也是脑力劳动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的决策谋划；二是微观的精心操作。所谓精心操作，包括算账、记账、读写书信和往来票据、处理借贷事务和纳税文件，还有做文字广告、招牌等。读、写、算的能力于其不是附庸风雅的奢侈品，而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锱铢必较的商人职业要求其必须具备至少初步的文化水平。大商人虽有账房先生代管，但其本人如不识字、不会算，就会有被蒙骗之虞。至于小商人，必须亲自记账、算账、签字画押，除了识字、写字外，至少还要具有初级的数学技能。比如为朝廷服役的商人或者担任采买者，官方就明确要求必须识字：“主膳、典食、供膳、主酪、典钟、典鼓、防阁、庶仆、价人(原注：价人取商贾，及能市易、家口重大、识文字者充)。”②可见不识字就无法承担采购的工作。 第一，不少宋代商人原本为读书人。有关事例很多，如黄庭坚在宋神宗时有诗云州学的“诸生厌晚成，躐学要侩驵”。③他们不按循序渐进的规律学习，嫌中进士入仕慢且少，急着当商贩挣钱。北宋番阳士人黄安道，早年曾“治诗，累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往来京洛关陕间，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④科场失利，遂投笔从商。无独有偶，南宋闽清县人林自诚早年“虽尝业儒，久已捐弃笔砚，为商贾之事矣”。⑤宿预桃园人王耕“读书不成，流而为驵侩，谙练世故，且长于谋划。……时淮民渡江者，官司赈赡之，耕裒里中人姓名，具陈于府”，⑥从士人转变为市场经纪人。⑦南宋书商有名为“许秀才”者，“祖工俪句集刊行，业贩儒书乃父能。莫耻向人佣作字，世禆文教后须兴。”⑧所谓许秀才，应是参加过科举的儒生，至少是读过书的人。襄阳宜城人刘三客，“本富室，知书，以庆元三年(1197)八月往西蜀作商。所赍财货数千缗”。⑨戴复古在山间小路旁见到“儒衣人卖酒，疑是马相如”，⑩像司马相如曾经开酒店一样，这位宋代士人也变成了商人。宋末官员陈杰有《武宁道间遇故旧于负贩中》一诗，(11)所谓故旧，当是早年的同学，故而多有感慨。南宋时还有更多士子在都城临安以卖酒醋赚取生活费用，“行朝士子，多鬻酒醋为生。故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12) 宋代诸多兼职商人甚至从事非法走私活动，如梅尧臣所揭露：“山园茶盛四五月，江南窃贩如豺狼，顽凶少壮冒岭险，夜行作队如刀枪。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津头吏卒虽捕获，官司直惜儒衣裳。却来城中谈孔孟，言语便欲非尧汤，三日夏雨刺昏垫，五日炎热讥旱伤。百端得钱事酒炙，屋里饿妇无糇粮，一身沟壑乃自取，将相贤科何尔当。”(13)由此可见，宋代商业地位和商人地位提高，社会舆论不再以经商为耻，官员也热衷于经商赚钱，何况普通读书人!(14) 还有不少落魄士人靠卖文牟利，如曹道冲“售诗于京都，随所命题即就”，(15)即由顾客出题，当场作诗销售；又如“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16)两宋之际，在洪州一寺庙里曾“有秀才以卖诗为生，病终此室”。(17)宋代商人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职业商人组成结构的改变，自在情理之中。士人直接成为商人，文学作品直接成为商品，增添了宋代商业的文化含量。 第二，宋代城市的职业商人，在户籍上称之为“坊市户”或“市户”。他们书写的零星文字，在一些题记上得见一二。宋神宗时的五台山迎福亭有题字云：“赵州柏县坊市户赵辛、李臻、武顺、周备，于熙宁四年(1071)四月七日，到此处安下，至此月十日回归去，清凉寺礼拜一万菩萨去。谨故记。恐于再来游此。周备记。”又云：“真定府平内县市户何讽与母周氏等十八人，同参真容，见五色毫光，全家乐矣。恐后再来。熙宁五年三月廿五日。”(18)这些结伴礼佛的商人题字，表明其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北宋京师开封樊楼旁的一小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熙丰间有一士人于此遗留包袱，数年后复至此，被茶肆主人领到棚楼上，“见其中收得人所遗失之物，如伞、屐、衣服、器皿之族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僧道妇人’，某杂色人则曰‘某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则曰‘不知其人’。就楼角寻得一小袱，封记如故，上标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遗下’”，正是其所遗物品。该士人要分一半财物酬谢他，店主曰：“官人想亦读书，何不知人如此!义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将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19)从“官人想亦读书”的“亦”字，以及小茶馆主人讲叙的一番道理可知其亦是识文断字、经常读书之人。 临安有两个太学生外出游玩，“有市民持冠珥为市，范评买一冠，民需价三千。范以《论语》次第为隐词曰：‘与颜渊如何?’同舍言：‘未可，且只乡党。’民嘻笑不语，径出。范追告之曰：‘我犹未曾还直，何故遽行?’民曰：‘听得所说，无缘可成。自当卫灵公本了。’二士大惭，不复更酬答。退而谓人曰：‘使竹阁有板缝可入，亦当掩面遮愧。’盖此民乃市井薄徒，剽闻士子常谈已熟，故反遭其哂也。”(20)按《论语》的编排次第，《颜渊》为第十二篇，《乡党》为第十篇，《卫灵公》为第十五篇。士人买冠时想还价为1贯200文，同行者认为应还至1贯，但卖冠者当是指出成本即达1贯500文。由此可见，这位游街串巷的小贩也已熟读《论语》，而非仅是耳剽“士子常谈”。宋初曾有荆楚商人与闽商因争宿邸，打起文字口仗：“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21)拆籍贯字眼互相攻击，是文化人的惯常伎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