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6-0082-11 施拉姆(Stuart Schram)曾言：“寻求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嗜好的渊源是思想史上一个吸引人的——尽管或许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①在毛泽东辩证法的理论来源问题上，与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内容不同，国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无论是从国外“毛泽东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来看，毛泽东以《矛盾论》为核心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例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与莱文(Norman Levine)分别基于结构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视域提出了相互对峙的“断裂说”与“复活说”②；特里尔(Ross Terrill)和斯塔尔(John Starr)认为，毛泽东受到黑格尔思想强烈或深刻的影响③；史华慈(Benjamin Schwatz)则断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和动力的黑格尔哲学基本信仰全部被中国共产主义者吸收——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信仰一个历史性的拯救过程。”④更值得回味的是，原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把黑格尔视为他感兴趣的三个德国人之一⑤。与施密特同行的梅奈特(Klaus Mehnert)也在文章中提到，毛泽东说黑格尔是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人之一⑥。 国外学者所言是否属实呢？国内学者的研究初步证实了其中一些论断。比如陈晋就从毛泽东读书史的角度梳理了毛泽东与黑格尔哲学大致的交往过程，并指出：黑格尔并没有缺席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准备过程”⑦。张仲民等则认为，从史实来看，无论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哲学运动以及“两论”创作期间，黑格尔的著作从没缺席过⑧。 国内对毛泽东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整体上还比较粗疏。尤其就毛泽东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研究来说，对于“如何把握黑格尔哲学遗产在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定位”这一重要学术问题，“在以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却鲜有关注”⑨。之所以产生这种问题，应该与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对黑格尔感兴趣以及黑格尔如何“涌向”或影响毛泽东的研究很不充分有关。本文试图以施密特与毛泽东的谈话为切入点，结合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与黑格尔哲学有交集的文本及其语境，对毛泽东话语中的黑格尔进行初步探究。 一、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语境中的黑格尔 毛泽东在和施密特谈论哲学时提到了两个让人相当诧异的人物——海克尔与黑格尔⑩。不过，与海克尔不同，黑格尔之所以让人诧异，不仅因为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思想战线上是被严厉批判的对象，而且还因为毛泽东一方面说“理想主义(这里实质上指的是唯心主义——引者注)并不是好东西”，另一方面却坦言对黑格尔感兴趣。从二人谈话的内容看，可以肯定的是，施密特确实没有搞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提起黑格尔。他只是回复说：“德国有些人把国家这个概念神秘化，他(指黑格尔——引者注)对此负有很大责任。”(11)其实，施密特还是不太适应毛泽东那穿越时空的哲学思维以及海阔天空、借古喻今的谈话方式，不太懂得毛泽东在与各国政治家交往时谈论哲学的重要意蕴，他只是觉得这些哲学问题已经“离题”了。但从毛泽东谈话的语境看，黑格尔绝不仅仅是一句外交上的托词，而是最起码具有双重深刻意蕴。 一是作为康德哲学“持久和平论”的对立面的黑格尔。当毛泽东说施密特是个康德派时——施密特本人承认他赞成康德的学说——他的寓意很清楚，即借用黑格尔对康德学说的批判，来批评西方对苏战略的乌托邦性质。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由于西方的威慑战略建立在“假设”，即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因而试图借此达到避免战争、实现欧洲和平的想法和做法也是虚幻的。如果联系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尤其在珍宝岛事件之后出现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越南战争爆发等情况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国际形势比较悲观的判断，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坚决反对“持久和平论”。毛泽东不仅多次提出“天下大乱”“要准备打仗”“山雨欲来风满楼”(12)，而且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永远也没有”所谓的“持久和平”，“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13)。的确，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康德在谈论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就是设想“成立一种国际联盟，调停每一争端，以维护永久和平”(14)。此时，毛泽东话语中的黑格尔起着警示西方对苏战略的作用。因为在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中，永久和平仅仅是一种“饶舌空谈”而已。这不仅因为“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纵使一批国家组成一个家庭，作为个体性，这种结合必然会产生一个对立面和创造一个敌人……战争还是会发生的”(15)；而且即使西方能“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立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16)，这种做法和观念也“始终是以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从而仍然带有偶然性的”(17)。正是基于此，黑格尔“不唯论证了国际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他还指出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手段或唯一仲裁者”(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