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机制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薛广洲(1955- ),男,安徽合肥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实践命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才能中国化?“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中国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中国化”必须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曾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9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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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4-0001-09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4.00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而且首先是一个实践命题。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党的幼年时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而能够战胜“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使党“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而进入抗日战争之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获得了成功的发展①。伴随着实践的成功,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进行论证和考察也就提上了日程。

      而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就是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这是中国化进程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是什么的问题。艾思奇当年曾认为,“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法;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和教训”②。他是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吸收和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上提出的。今天来看,这两条自然是必须的,但还应该认识到对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批判吸取、对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所必需的。因而,毛泽东曾强调“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③。

      为此,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阐述毛泽东哲学如何在自身的形成与发展中提出、提炼以及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一 “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乃是它的对中国问题的理论认识的体系性,即它的整个理论内容都是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我们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不仅在表述形式上要采用民族的形式,而且在内容上也要具有中国特点。内容上的中国特点,不可能只是通过语言符号的转换,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就能完成的。而必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阐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产生出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如果没有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可能对症,也只是一种应用,还不是“中国化”。“中国化”不仅需要“相结合”④,而且需要以中国的方式、中国的作风和气派建构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常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这个“运用”,即包含着“指导”,也包含着“概括”。因此,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要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理论化,首先当然是要遵循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一切认识、一切真知都必然来源于社会实践,从实践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这个过程包括人类认识的一般阶段和准则。其次对于具体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必须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现实生活中,对于实践可能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源自站在实践之外的旁观者们,他们常常会以所谓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革命的实践,但不可能指望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做出科学的总结;另一种态度是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实践之中,从而通过亲身的实践来进行评价和总结,所谓“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⑤。“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而,所谓正确的立场,首先就是对实践的参与。而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说,其正确的立场,除了投身于这一伟大实践外,还应对这一实践持积极的、一致的态度,否则,即便处身于其中,也是被动的、消极的,也是一个旁观者,乃至可能成为内部的破坏者。再次,即便我们对于实践有了一个正确的立场,并亲身参与其中,但要对实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必须具有科学的方法。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使参与其中,也只会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不知所措,无法下手。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才能从具体和繁杂的实践经验中,抓住根本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材料,加以概括,形成系统。最后则是要把这些已获得的理论化的认识再送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这个过程也将会是反复多次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过程,也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理论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成功典范即体现于毛泽东哲学中。毛泽东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当然,这个系统性的基础,乃是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全方位解决。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即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但是如何进行这一场革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同盟军,尤其是革命的道路问题,等等,都需要从实践中去探索,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如果不是直接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是很难获得正确的认识的。从共产国际到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都没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尽管他们也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⑦和中国革命的特点⑧。毛泽东通过亲身的实践,不仅正确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成功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和提炼。从毛泽东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来看,它的这种概括和提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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