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各种思想言论碰撞交锋的生动过程，这就意味着相关文本创作或阐释大都无法脱离引证而展开。由此，引证方法之优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与否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标志。本文拟着重探讨《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党内外错误思想言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所采取的引证方法，尝试以新的视角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和历史经验。 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运用性引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觉醒和特色生成 据笔者统计，就总被引频次而言，《毛泽东选集》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引证少于对党内外错误思想言论的引证，前者仅有74次而后者多达376次①；按单条引语被引频次而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引证不及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的引证，前者被引超过4次的引语仅有1条而后者多达5条。不过，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毛泽东并不否认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反对“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②。简言之，他鄙弃教条性引证，提倡运用性引证。具体来说，毛泽东的运用性引证在理念和做法上具有以下特征。 1.坚持实事求是，不以引证取代调查研究 毛泽东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不仅在于马恩列斯“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而且在于它“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③。党内同志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详细占有材料不能靠引证个别词句，必须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强调：“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④，“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⑤。由此可见，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强调不以引证取代调查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表述的引证非常精炼，且未将其作为撰写论著的必要条件。引证的内容大多是原则性的、宏观性的，着力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当然，这并不排除他引证经典作家提出的具体办法，只要与调查研究的结果不冲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即可。与毛泽东的做法相反，王明在《武装暴动》序言论述中国游击战争的一个章节中，竟然引证列宁的相关论述多达九处，再加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引语占据半个篇幅有余，却没有中国游击战争的具体资料。又如，王明撰写《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旨在反对和清理“立三路线”，然而，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等事项的每段论述，均将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置于段首，作为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和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⑥。这种以引证取代调查研究的教条式做法，非但不能让他汲取以往的惨痛教训，反而比“立三路线”愈加主观和盲动，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2.坚持独立思考，不以引证取代理论创造 毛泽东认为，学习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一般的理论”不行，还须结合本国特殊情况，“创造些新的东西”，对革命才有用处。他指出，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⑦。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⑧。可见，坚持独立思考的主要表征，就是不以引证取代理论创造。 因此，不同于教条主义者死守所谓“完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不断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⑨。尤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在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自我引证。譬如，1937年10月，他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称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1938年5月，他将其视为“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随后不久，他又将之提升为“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⑩。又如，1940年3月，他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抗日统战策略。同年5月，他将“中间势力”由原来的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三种，扩展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等七种，标志着我们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认识，对于进一步孤立顽固派具有重要意义(11)。由此可见，毛泽东进行自我引证并非是在简单重复字句，而是为了保证思考的连贯和深入。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并在全党确立指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3.坚持文化自信，不以引证取代民族形式 毛泽东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2)。在他看来，文化平等是民族平等的自然延伸，是民族平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文化应该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应该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以“民族形式”为媒介，才能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13)。在这里，“民族形式”主要是指民族语言。这个问题之所以突出，就在于教条主义者虽然极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除了引证别无所能，其语言“像个瘪三”，“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毛泽东认为，除了吸收外国新鲜用语，更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历史地批判地清理古代文化，“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二是向人民大众学习“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14)。可见，坚持文化自信的本质要求就是不以引证取代民族形式，尤其要重视民族语言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