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率领下，抱持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理想，试图将“日出日没”处，凡是“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尽看作长生天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赐与。这种“无阃域藩篱之间”、[1]没有边界意识的愿景在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中使得13—14世纪的世界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在征服结束时，消失的国家超过20个，包括西夏、金、宋、哈剌契丹、花剌子模帝国、亦思马因王国、阿拔斯王朝、鲁木塞尔柱王朝、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阿尤布王朝、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钦察部落联盟、克烈汗国、乃蛮部落联盟以及蒙古草原上的塔塔儿部。这只是一些例子，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50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2]疆域界限的打破、道路的畅通为人们世界性范围的往来和交流提供了现实基础，而那些现今存文或者存目的载记则又血肉俱丰且细碎多元地印证着13—14世纪世界互联互通的情形。也正是藉着这些载记，外邦人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传播至世界，沿丝路而出去的中土作者也规模性地将“异域景象”纳入表达视野中，这些人群和载记不期而然地改变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的广度和深度，意义深远。本篇取其中一个环节加以叙论，即立足于13—14世纪世界的互联互通背景，讨论西方人笔底“中国形象”的传达、传达维度及其影响。 一、背景：13—14世纪世界的互联互通与西方人的“东游” 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诚如《元史》那句著名的概述：“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3]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开始到1279年忽必烈平定南宋，蒙古人不仅经历了蒙古高原上氏族部落的统一，还由于发动了对西夏、金朝、大理、南宋以及东南亚、中亚、东欧等多个国家、区域的征服战争，实现了疆域的多维度开拓和突破。与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行动几乎同步进行的是，蒙元统治者出于军事和物资流通与运输的目的，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遍布整个帝国的驿站系统，从中原到地中海之滨畅通无阻，东、西方之间的通道被全面打通，从陆地到海上，亚、欧大陆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互联互通体系得以逐步形成。 首先是蒙古人的征略行为推动了东、西方人员的大规模双向流动与迁徙，而西方人向东游，看东方的行程亦由此开启。世界的互联互通，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人口的流动。就规模性的人口迁徙层面而言，随着蒙古远征军的东归，有大批中亚人、西亚人、斡罗斯人、钦察人，或作为投顺的王公、贵族，或作为被掳的工匠、奴隶，辗转东来，也将他们的文明带到东亚来。而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以及蒙古人掳掠人口行径的蔓延，大批蒙古人、汉人以及中国西北与中亚各族的人群，从东向西迁徙，由中原内地到边塞异邦，进入中亚、西亚、东欧乃至西欧各地。 规模性的人口迁徙之外，是有着各种民族和文化背景，带着各种诉求的人们，借助蒙古人征略世界而拓通的道路，往来流动的情形。西方人东游行程的开启即在这种情形之列。在蒙古人西征的步伐一步步逼近欧洲腹地的背景下，1245年4月，意大利主教普兰诺·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从法国里昂启程前往东方，觐见蒙古大汗，还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典礼。[4]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246年贵由汗举行登基大典，出席大典的不仅有蒙古贵族和各汗国的使团，还有“中原地区的官员，突厥斯坦与河中的长官马忽惕，呼罗珊的异密阿儿浑，伊拉克、鲁尔、阿塞拜疆与设立汪等地的异密。罗姆素丹鲁克拉丁，格鲁吉亚的两个争王位者大卫·纳林与大卫·拉沙，俄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弟森帕德，毛夕里素丹巴得拉丁鲁罗之使者，巴格达哈里发派遣的大法官法赫鲁丁，法尔斯与起儿漫的使臣，阿剌模忒易司马仪派教主阿老丁和库希斯坦派来的使者，甚至还有法兰克的使者”，[5]大约有四千多位使者，这非常典型地印证了13—14世纪蒙古人征略背景下，世界人员非迁徙性的互联互通情形。 其次是，蒙古人对财货的渴羡和占据态度使得13—14世纪时期的东、西方贸易情形极为频繁。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便向世界的商人宣谕他们的和平贸易态度，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借助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以及蒙古人所提供的驿站便利，世界以经贸为中心的互联互通情形非常活跃。[6]可以看到，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商人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出发向南穿过地中海，再横渡黑海，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又从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穿过伊朗大沙漠到阿富汗，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再从敦煌经玉门关，过河西走廊，最终于1275年到达上都。在元朝生活17年后，马可·波罗以护送元朝公主前往伊利汗国之事于1292年从泉州出海，由爪哇国经苏门答腊，再经马六甲海峡，由阿拉伯海进入波斯，经过三年多时间，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总体而言，马可·波罗前往中国的路线，正好是从最西端的贸易圈热那亚，跨越海洋、穿行沙漠以及古丝绸之路，基本穿越了其时连接欧亚大陆的海、陆丝路以及卢格霍德所谓的世界八大贸易圈，才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最东端的中国。马可·波罗家族的冒险行为不仅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更留下了对西方世界影响深远的《马可·波罗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