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遗民 近世以来，政治进入夷夏相代的格局。大致从1990年代开始，易代之际的研究，绝大部分围绕“遗民”议题而开展。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遗民研究之重要性不言可喻。遭逢改朝换代的士人如何在新政权下自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可说是“遗民”的原型；①与“遗民”相对的词汇是“贰臣”，惟后者亦是前者研究脉络之下的延伸。 “遗民”如何界定？标准总是因研究取径、领域而异。遗民研究不仅是史学议题，也是文学热点。文史领域内对于何为遗民，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以“不仕新朝”为必备条件，包含终身不仕的隐逸者与杀身成仁的殉国(节)者，后者又被称为“忠义”(Loyalism)，②此定义以何冠彪谈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为代表，③也是史学研究较常使用的定义。第二种，取决于易代之际土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即“凡自觉为遗民，或自觉对前代应有一种效忠之情操者，不论其是否为当时社会或后代史家定义为遗民，皆属在内”。④此说法从行为论转向自觉论，着重对前朝若隐若现的情感，常见于遗民文学研究之中。第三种，即王成勉所谓：遗民是“拒绝认同新朝的人，不认同的方法可以很多元，也很丰富的来表达”。⑤这是将不仕新朝的清楚界定转向宽泛化，亦即不出仕只是不认同新朝的诸多方式之一。 第三种定义广受利用，尤其是当研究者发现遗民的行为与心态多变而复杂，甚至出现前后不一的矛盾时，这种定义就显得较为方便。例如仕、隐抉择的与时转变，言(诗文)行之间的明显悖离，与贰臣的密切往来等，如此一来，几乎难免沦于人皆可为遗民之讥。大陆学者赵园则试图由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另辟蹊径，将“遗”“逸”视为一种在特殊时段中用以标榜自身之所以为“士”的选择，从而将遗民的界定标准从与政权的关系转向自我意识的彰显。⑥这些定义的发展，固然降低了遗民分类上的困扰，却也显示多年以来以遗民框架所产生的大量易代士人研究，或许已到了转折点。 现实而言，士人的处世面貌本就复杂，鼎革之际亦然。彼处赋诗家国之叹，此处为文新朝之喜，⑦虽曰不仕，却任职官学，或与贰臣、新朝高官密切往来，这些看似矛盾的“光怪陆离”，实因华夷之辨与君臣大义之下，遗民被先入为主地认为应该有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所致。目前为止，易代之际的士人研究几乎与“遗民”画上等号，产生大量的遗民行为、文学与心态研究，为了有所突破，甚至有学者往遗民思想的遗传探寻。⑧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次数多不胜数，但遗民研究是宋元以来的特色。最早的遗民研究时段，即从宋元之际开始，这与宋朝“科举社会”的推波助澜有密切关系，⑨科举社会孕育了特定知识背景所构成的菁英(即通称的士人)群体，出现特定身份认同，⑩又恰逢历史上第一个异族全面入主中国的巨变，故士人在宋元之际的反应，以遗民现象横空出世，受到学界关注，从而元明、明清、清民之间的递嬗，都笼罩于此一框架之下，产生为数丰硕的成果。但遗民研究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定义的宽泛化与研究取径的定型化，显示此一范畴已需驻足反思。本文主要从宋元之际的遗民研究出发，兼及明清、清民鼎革的文史研究，以较具代表性的中外著作为轴，分析易代士人研究面临的局限与突破前沿的可能性。 二、遗民分类与仕隐概念 对易代士人冠以遗民进行研究者，较早可从台湾学者孙克宽说起。(11)在1974年发表的《元初南宋遗民初述》一文中，他收集了95名南宋士人的事迹，(12)分为“文天祥系列”“讲学名儒”“山林隐逸”“文人词客”等四类，今日看来，讨论略简，却是量化收集并分类综析遗民的滥觞。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有牟复礼(Frederick W.Mote)的专文，针对宋元易代士人隐逸的原因进行分类，一类为依循自我理念的“自愿性隐逸”(voluntary eremitism)，又称逸民；一类为受制于忠义观念而不仕的“义务性隐逸”(compulsory eremitism)，称为遗民。(13)牟复礼的分类，暗示读者隐逸行为背后存在的复杂性，其讨论取径的选择是以“忠的对象”为主。牟复礼带动了不少后续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自愿性隐逸的开展。(14)未久，劳延煊发表了两篇关于易代士人的研究，亦以南宋遗民为对象。(15)他运用高度的文学技巧，试图从诗文中挖掘士人的内心，这是遗民研究以心态为取径的先声，后续以心态史研究遗民者，或许不一定受劳氏启发，却不泯其开创之力。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可说是心态史研究的突破之作，(16)其健笔画魂，结合史学推理逻辑与文学技巧，系统性地探索蒙元初期士人各种抉择的内心世界，其后虽有诸多关于文人心态的研究出现，却几乎难以超越。 劳延煊曾提出三点观察，几乎涵盖后续遗民研究的开展点：1.易代士人常患得患失，徘徊于功名与归隐之间，承受生计、故国之思、民族大义、地域偏见的多重压力；2.以吴澄为例，其不仕的坚持会随着政局的稳定与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动摇；3.教育事业使士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文化焦虑的消融之处)，并且在诗句中日渐流露出对未来的乐观。(17) 确实，遗民的易代抉择并不前后一致，而是与时变化，隐逸或出仕常常只是某一时段的现象。而何为隐逸，史料上亦有许多玄机，陈雯怡曾注意一个矛盾的现象，明初士人修纂《元史》，收入《隐逸》的传主，实际上未曾隐逸。(18)如此一来，《隐逸传》的定义是什么？例如传主何中曾有“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为龙兴郡学师”之经历。(19)元代名臣张养浩“弱冠出仕，华要之津，清显之途，靡不周践”，却在辞官归乡后，名其所居为“处士庵”，且自解道：“以迹观余，曰仕或可；以心观余，则余固未尝仕也。”(20)显示在诠释上，仕与隐具有心、迹分离的概念。而“仕”的内涵也必须注意朝代差异，宋代在书院教学是一种“不仕”的选择，而元朝无论书院或地方学校，都已由官方提供财政支持，学官亦是仕途，有独立品级，受国家俸禄，可磨勘转官。元代南方进士程端学就把学、仕、官的发展置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