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歌星作为一种特殊符号 何谓歌星？简而言之，即以唱歌成名的明星。那么何谓“明星”？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Fiske)这样定义：“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内与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①无论歌星或明星，重要的是该个体成为“一种文化群体性的象征”。明星的符号意义可以用他的名字代替，一个普通的歌手一旦成为一名明星，他的名字就不再属于一般表意符号，而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即象征符号。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这个象征化机制：普通的歌手如何成为一个明星？换句话说，一个普通的名字如何“仅仅唱几首歌”而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并实现其意义价值的。 杰西卡·埃文斯(Jessica Evans)在其著作《理解媒介：名人的构建》中对名人(包括歌星)的成名史作了详尽分析，发现他们的成功，不仅得力于媒体的推送，还是历史、文本、生产、受众合力的结果。通常一个人名很少有利于成名的理据性，歌星也不例外。比如邓丽君，她的父母取名时的理据(例如辈分，所谓的家谱)不为社会所知。而时代背景比较容易认出(例如“建国”，“建军”等)，不是普遍规律，也无助于个人成功。有些名字可以看出性别、民族等，但不一定有明确的意义指称，艺名或许能看得出一点背景或野心。因此，这些名字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意义的“新词”，但一旦进入文本(比如，文学文本中的阿Q，或社会使用文本，例如明星的名字或艺名)，无理据的人名新词，能够变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词汇，成为意义富厚的符号。 既然名字是一个新词，按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这个名字符号可分成三部分。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即名字本身，称为“再现体”；符号的指称，即由名字代表的个人形象，包括相貌、举止、气质等，称为“对象”；符号引发的思想观念，比如性别文化、群选歌星的文化民主、中国风特色等等，称为“解释项”。这“解释项”是一个开放的符号，它可以生产新的符号，形成皮尔斯所说的符号的“无限衍义”。 从一个普通的名字，变成一个携带特殊意义的名字符号，超越了一般的指示符号功能，其间需要经历象征化过程，即通过符号的不断的宣传、强化、“使用”，累积了符号意义，从而变成一个象征符号。这就如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创始人克里普克(Saul Aaron Kripke)的观点，当一个名字沿着链条一环一环地传播开来时，这个名字的接受者往往会带着与传说相同的指称来使用这个名字。②而“社会性地一再重复使用某个符号，就会不断增加该符号的语用理据性，理据性增加到一定程度，就称之为一个象征”③。只有当这个名字逐渐成为公认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时，名字的符号才完成象征化过程，而获得了固定的象征意义。比如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披头士以及中国的邓丽君、崔健、周杰伦、李宇春、TFBOYS等，分别被赋予了亚文化中不同向度的精神符号象征。 二、歌星与歌曲的文本身份 歌曲表演，是歌星区别于其他明星的独特媒体，歌星作为象征符号意义的生成，离不开他所使用的文本。符号文本就是为了表达意义才出现的，因此不可能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文本。然而，任何文本的发送与接受，必须有个文本身份作为支撑。作为接收者的我们不一定要追究文本发出者的个人身份，也经常不知道文本是谁创作的，是谁发送的，但作为社会文化交流中表达的一种意义，文本本身必须具有文本身份，即社会性的身份：比如同样禁止做某种事情的内容，可以是一份政府公告，也可以是法律条文，我们由此才会明白应当用什么态度来解释，来应答对待。这种拟人格的身份，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本身份(textual identity)，它是我们理解并接受这个文本的先决条件。 同样，一首歌曲文本，也有各种文本身份。歌曲演唱者的身份，与歌曲的文本身份有联系，但演唱者不能包办歌曲所包含的所有文本身份。“歌曲的文本身份可以分成很多种类：如体现体裁的文类身份；体现音乐流派的风格身份；体现性别的社会身份；体现时代的历史身份；体现用途的功能身份等。”④歌曲文本身份是歌曲文本在文化中的定位，也体现了它对文化的依托。歌曲文本发出者与歌曲文本身份可能有联系：原生态的歌唱家可能来自某个乡村，军歌的发出者很可能有军队生活背景。然而，文学史又告诉我们：文不必如其人，解不必如其文。歌曲的文本身份，与发出者身份可以很不一致。就像苏轼所说：“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写歌者的身份，不等于歌的身份。当我们可能无法确认它的发出者身份时，文本身份就变得更为重要。 因此，歌曲文本身份体现了文本表意的社会文化维度。一首歌曲的文本身份，不仅仅是发出者(词作家、曲作家、音乐公司制作者等)的价值意图，更取决于文化的“预设”机制：商业消费主，阶层分野，符号价值，性别偏好等等。人们常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也就是在说歌曲的文本身份在不同的时代体现出不同的社会表意。 例如1986年中国的第一首摇滚《一无所有》，表层文本身份是情歌，深层文本身份却是精神追求。“文革”的狂热，接着是经济的大转型：时代迅速变化中的一代人，身份落入空无。“这里已经不仅仅是‘我与你’的爱情问题，而是一种存在身份定位意义的追问。”⑤《一无所有》代表了歌曲文本身份的集体追求，崔健的摇滚就是通过歌曲的文本身份，重建个人身份的努力。现在我们一提起《一无所有》，就记得是“崔健的歌”，这是因为歌星象征身份的确立，拥有了超强的影响力和社会识别度，对歌曲拥有了全方位的文本身份控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