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哲学体系以认识论为根,本体论(形而上学)为茎,美学与伦理学则是开出的花朵。这四大部分之间呈现出有机体的结构,因而,叔本华美学研究宜当连同一体。叔本华哲学也是其理论论证与个人气质的综合体,学术研究应当有将二者在整体中加以区分的自觉。我国目前的叔本华美学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悲观主义与虚无幻灭上,这的确是叔本华的历史定位,但若以此为前见展开论述,则难以剖析叔本华美学的内在生发机理。由此,本文拟悬置历史成见,深入到叔本华文本的原初思想脉络中,打通认识论、本体论与美学,以期展现叔本华美学构建的原初思路。全文用两条线索贯穿:一条是明线,即身体—意志—音乐,这如实地反映出叔本华美学的内在理路;另一条是暗线,即根据律(Satz vom Grunde),叔本华将其规定为时间、空间和因果性(Kausalit
t)。 叔本华哲学的形而上学建构的首要工作是,将身体作为通往本体世界的桥梁。他所面对的思想背景是悠久的身心二元论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对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作出了明确的划分。近代以来,笛卡尔认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只有心灵和物质才是实体。这两大实体互不依赖对方而存在,它们之间也没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人是由这两大实体组合而成的:身体属于物质,意识归于心灵。二元论的原则对于人的心理与生理活动始终协调一致这一事实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笛卡尔遗留下的难题。此后致力于解决笛卡尔难题的哲学思想基本分为偶因论、唯物主义和身心平行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身心平行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心灵活动和身体活动归属于两个独立的、相互分离而又平行的系列,二者之间既无因果联系,又不相互影响,但这两个系列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动态关系。其代表人物有斯宾诺沙、格林克斯(Arnold Geulincx)和莱布尼茨等。不过,平行论者在修正笛卡尔理论时并不能完全越出二元框架,因此不能在根本上跳出笛卡尔难题的困境,最终不可避免引入全能的上帝来解决问题。 在这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面前,叔本华提出了心物同一说。他认为意志和身体具有同一性,这个同一性也可以表述为“意志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同一”①。他宣称:“我的身体与我的意志就是同一个事物。”②叔本华认为,这个命题的确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要在理论上对它作出解释,即证明意志与身体的同一性,却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叔本华把意志和身体的同一性称为“绝对奇迹”③,称为“最高意义上的哲学真理”④。他以感性的、直观的方式为这一命题辩护。一方面,“每一个真实的、确证的、直接的意志活动都立即而直接地就是身体的外现活动”;另一方面,“对于身体的每一作用也立即而直接地就是对于意志的作用”⑤。在生活中,人的意志会受到压抑、得到发泄、满足或不满足,从而引起的意志的骚动也有强烈与平缓之分,外现在身体上就体现为千姿百态的各种心理形象或状态。“一切渴望、奋斗、希冀、怀念、爱恋、欣喜、欢庆等,还有不少于这些的所有的不情愿和抗拒的感情,一切厌恶、反感、害怕、愤慨、憎恨、哀伤、痛苦——概言之,一切的情感和激情”⑥都算作意志的表现。叔本华进一步推论,意志与身体在本质上也是没法划分开的,二者也必须是同一的。“意志行为和身体行动并非两种不同状态的客观认知,并非由因果关系相联系。它们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两者完全相同,虽然它们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赋予的,首先(前者)是相当直接的方式,然后(后者)是为理解而进行感知的方式。”⑦叔本华的这一观点在哲学史上新颖独特,将身心二元论的理论撕开一个缺口。 意志直接外现于身体,这成为叔本华整个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则。可以说,叔本华的哲学就是有关身体的哲学。英国叔本华专家克里斯托弗·贾纳韦(Christopher Janaway)指出,在心与物如何协调一致这个问题上,叔本华是反二元论的。他接受二元论者关于心物的区分,也承认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他与二元论者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将意志行为与身体活动划分到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⑧。贾纳韦可谓一语中的。如前所述,如果将身体和意志二者划分到两个不相干的领域,就必然要弥补生理和心理行为总是协调一致这个理论漏洞。按照叔本华的同一学说,这个问题则迎刃而解。 需要指出的是,在叔本华的身心同一学说中,身体和意志并非分别对应于二元论中的身和心。在二元论那里,身和心是对等的两大实体,而在叔本华哲学中,两个对等的世界是本体世界和表象世界。意志代表的是本体世界,而身体则是介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身体兼具物理意义与形而上学意义。恰恰由于身体的这个特性,叔本华找到了进入本体世界的桥梁。他认为,人进入意志这个本体世界的深幽通道只有一条,即我们自己的身体。 身体与意志具有同一性,这是叔本华形而上学的一个重大发现。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理论层面上,身体是如何与意志沟通的呢?叔本华指出,身体具有“知”(Wissen)和“感”(Gefühl)两个功能。与意志沟通的途径不外乎这两个功能。 “知”是理性的能力。叔本华为“知”配备了方法论工具,对其作出层次划分,并划定每个层次的功能和界限。自鲍姆加登开始,人的精神活动就被划分为“知”“情”“意”三个领域。“知”通常指的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由低到高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属于低级的认识能力,它包括视、听、嗅、味、触等这些人类感官的基本能力,用于接收来自现象世界的各种杂多的经验材料。在高级的认识能力中,康德划分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知性是运用概念、范畴的能力;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⑨,它是知性的一种特殊能力,也归属于知性这一类;理性则是一种把握无限和超验事物的能力,这些事物包括自由、宇宙、灵魂、上帝等。在这个意义上的理性是狭义的“理性”,而在广义上,理性包含上述三种高级的认识能力。 叔本华承袭了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划分,但他对知性和理性的定义与康德有很大不同。叔本华哲学中的知性仅仅是对因果关系的应用。他多次提醒读者,知性就等于因果关系,在经验世界中直接表现为对现象世界的直观。因此,在我们通过感官接收到杂多的经验材料时,知性就已经参与其中了。以视觉为例,我们所看到任何一个物体已经处于空间上的一点和时间上的一刻,并由因果关系将空间和时间综合起来。否则,就很难解释物体的形象在视网膜上实际是以倒影捕捉到的,但由感官呈现给意识时却没有颠倒。与此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康德那里,广义的“理性”涵盖了人的认识能力的各个层级,狭义的“理性”则是一种把握无限和超验事物的能力。叔本华的“理性”概念与此二者都无关系,它只有一个功能,即形成概念。他认为康德把“理性”这个概念弄得含糊不清。在叔本华看来,“理性”(Vernunft)一词在德语中是阴性的,因而理性在本性上是女性的,它只能先有所取,再有所与。就其自身而言,它是空洞的,只能提供以形式⑩。相比之下,“知性”(Verstand)是阳性的,它可以提供质料性的内容,这便是通过直观在根据律的规范下得来的表象。叔本华将一切表象分为直观表象和抽象表象两类。前者由知性生成,后者由理性提供。所以叔本华说:“理性不过是把从别的方面接收来的东西又提到认识之前,所以它并不是真正扩大了我们的认识,只是赋予这认识以另外一个形式罢了。也就是说,理性是把直观地、在具体中被认识的东西再加以抽象和普遍化的认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