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威廉·詹姆斯的说法，实用主义是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1)此说影响甚大，但究竟何谓彻底，各家自有度量；何谓经验，也很难定于一尊。作为从分析哲学阵营中走出的新实用主义者(neo-pragmatist)，同时又是欧陆后现代主义哲学积极的对话者，理查德·罗蒂对古典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已不能照单全收。借用陈亚军教授的话就是，“在罗蒂的哲学辞典里，没有‘经验’二字，在他看来，杜威的经验概念毋宁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残留物，经验作为本体和传统哲学试图寻找基础的哲学冲动没有两样。”(2)在确立新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的区别时，罗蒂特意将语言作为新实用主义的关键词，以便与古典实用主义形成对照。(3)不过这毕竟只是罗蒂的一家之言，有论者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因为实用主义者往往是既重视经验又重视语言(4)；另有论者认为，新实用主义本身也可以分出经验派和语言派。前者的关键词是经验和经验主义者，后者则是语汇(vocabularies)和文本主义者(textualist)。罗蒂理所当然地被归入语言派，另一著名的新实用主义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则被归入经验派。(5)无论此种区分是否准确，两位理查德的分歧都足以引人注目，而旁观者不禁要问：究竟是比较年轻的舒斯特曼比罗蒂更为古典和正统，还是前者代表了新实用主义中更新的潮流？抑或新实用主义只是并无向心力的空名？(6)笔者不揣简陋，试图就此稍作探讨，但文章的旨趣不在于正名，而是希望对新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做一个不完全的考察。为使讨论相对集中，本文将以舒斯特曼念兹在兹的身体美学作为切入点，但不会对身体美学的理论与实践做出全面的描述与评价(7)，而是紧扣舒斯特曼与罗蒂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争论展开分析。 一、从经验到身体 舒斯特曼无疑对罗蒂充满敬意。罗蒂去世后，舒斯特曼曾给出相当高的评价，认为罗蒂是20世纪后期实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不仅复兴了实用主义传统，使其在主流学院哲学中增长声望，而且通过对美学与文学价值的强调，使实用主义在整个人文领域扮演了不可低估的角色，实用主义那种刻板的、过于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对艺术和想象力缺少兴趣的旧形象也大为改观。(8)而在实用主义阵营内部，虽然皮尔士传统似乎比杜威传统更能为主流哲学所接受(9)，但是舒斯特曼表示，他很愿意将罗蒂与自己同归入所谓“重构性—叙事性的或系谱性—诗意”的杜威传统，而与约瑟夫·马戈利斯所代表的“描述性—形而上学”的皮尔士传统区别开来。(10)马戈利斯与舒斯特曼共同的对手是“恒定的实在论”(invariant realism)，后者志在探求一种恒定的、自律的、独立于人类实践的实在。针对此种实在论，皮尔士/马戈利斯希望对“文化客体”那种不同于物质存在的意向性存在(如艺术品的存在)进行描述，进而对文化和语言实践的基础进行描述，从而建立新的本体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精致的文化客体的形而上学”。(11)而杜威一路的实用主义者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正如舒斯特曼所言，实用主义不是为当前的认识与文化行动寻找元科学的基础，而是一种致力于重构我们的行动与制度的文化批评，其首要目标不是提供关于艺术及其价值的定义和本体论真理，而是在实际经验中，“通过改进艺术和我们对艺术的审美鉴赏力，去实现、提升、深化它们的价值。……富有远见的实践观点是典型的实用主义。”(12)舒斯特曼所认可的是两种相互交织的反本质主义的策略：或者以系谱性的叙事破坏对恒定性的执念，或者创造新的言说方式或词汇以置换恒定性的信条。(13)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舒斯特曼与罗蒂有充分的共识。罗蒂的著名主张是从哲学文化走向文学文化，后者是“通过尽可能多地了解人类的多样性来获得救赎”，认为人们对“这是真的吗”所做的严肃的究诘，将让位给“有什么新进展”这一远为低调的问询。(14)而所谓进步，“不过相当于发展新的说话方式，这种新的说话方式将被新的社会实践所使用，并有助于发展将为更多的人民带来更大自由和幸福的新社会实践。”(15)是实践的拓展为实践本身提供依据，再精致的本体论也只是徒耗精神，实践与变化的过程才是重点所在。 既然有此共识，罗蒂对经验概念的敌意便让舒斯特曼觉得难以理解。首先，即便是古典实用主义的经验论，也毕竟不等于英国经验主义的经验论，正如杜威本人所说，有关认识的实用主义理论已经系统地批判了过去的经验主义哲学家的经验概念，一者是指出经验本身并不是原生态的，而是笼罩和渗透着过去历代和各个时期反省的产物，非经验的方法恰恰是从一个反省的产物出发，而把它当作好像是原始的，是原来所“给予”的(16)；二者是传统经验主义哲学在将经验与人类生活之为人类生活的过程及运作关联起来这一问题上是系统性地失败了，而实用主义正是要在这一问题上有所致力。(17)其次，像舒斯特曼这样的新实用主义者所大力阐发的作为文化批评的实用主义，其目的正是要提升生活经验的品质，得到提升的经验而非原初的真理就是哲学的最终目标与标准。(18)不管哪一种实用主义，都必须将经验确立为关键性的理论环节，否则实用主义的目标难以落实。罗蒂偏偏对这一诉求无动于衷。舒斯特曼看到，早在编辑《语言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1967)这一分析哲学论文集时，罗蒂就认定任何有关直接经验的谈论都会将哲学家卷入“给予的神话”(myth of the given)，即诉诸那种纯粹的、直接给予的东西(无须阐释或语言的赋形或中介)，将其当作对知觉上的信念的绝对确证。罗蒂对此神话极为抗拒，以至于舒斯特曼抱怨说，虽然罗蒂一贯以反本质主义者自居，却俨然提出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即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性完全是个语言学问题，所谓“非言语性”(nondiscursive)的经验完全是个空想，不仅多余，而且危险，必须除之而后快。(19)在舒斯特曼看来，罗蒂未免有些反应过度。他认为，只有在传统的合理性证明的框架内，界定经验才会出现罗蒂所说的问题，因为需要拿经验作为前提依据；但我们完全可以跳出这类框架，既富有成效地运用这类概念，又无须堕入“所与性”神话的泥潭。舒斯特曼本人对经验的界定，就试图充分激活辩证的能量，以二元论的活动与过程代替一元论的事实与本体，所谓的经验既包含接受也包含生产，而经验主体既塑造经验又被经验塑造。(20)他相信，在此问题框架中，传统经验主义的风险并不存在。 实用主义的经验论着眼于经验的提升，这既是实践的目的，也是审美的目的。舒斯特曼意识到，这样的经验论只有在美学的领域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他自认为是“美学家杜威”最主要的传人，而且，“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术语之所以获得广泛的、国际性的传播，是在他系统地运用、倡导它之后。(21)这倒不是要争一个名头，在舒斯特曼看来，实用主义美学肇始于杜威，但差不多也在他那里终结：一方面，杜威是实用主义创始人中唯一就艺术问题大量写作而且视美学为哲学之重心的人；另一方面，杜威美学理论的哲学影响非常短暂，很快就被分析美学所超越和拒斥。虽然当代实用主义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无贡献——舒斯特曼举出罗蒂对文学的伦理角色的讨论、马戈利斯和费什在解释学方面的研究(22)——但是所谓实用主义美学需要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即必须将艺术作为经验(art as experience)来思考，由此发展出一套有关审美经验的论述，而这恰恰是罗蒂等人不愿意做或者不感兴趣的。(23)仅就罗蒂而言，舒斯特曼认为妨碍罗蒂关注审美经验的不仅有哲学立场的分歧，还有一种伦理上的偏见，即罗蒂几乎要将文学简化为实践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文学要有价值，必须要通过某种创新性产生道德效应，而舒斯特曼相信文学的功能不仅仅是要产生新语汇以促成道德反思，还要提供感性的快乐、美与满足。虽然罗蒂有理由反驳说，他并非不承认娱乐的价值，而只是不认为这是核心价值(24)；但这种态度已足够与舒斯特曼形成对照，后者恰恰说，在文学中寻求新奇的阐释以便获得伦理上的启示并非理解文学的唯一有价值的形式，对文本的更普通、更传统的理解可以提供它们特有的交流性、情感性和教化性的满足，而不仅仅是作为激进的新阐释的背景。(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