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I01/B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9)02-0157-12 一、情感、人的科學與治理術的興起 文化史家們普遍認為，在18世紀，有關情感的討論經歷了一個圍繞經驗主義而發生的轉向，①並因此呈現出更具近代型態的表達。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關於“同情(sympathy)”的討論。②這是當時醫學界從生理學方面關於“感性或者情感(sensibility)”討論的一部分。醫生們開始認為“感性或者情感”是“協調身體各部分和諧完整的原則，它為身體功能總體上的融合提供了基礎”。③蘇格蘭名醫羅伯特·懷特(Robert Whytt，1714～1766)在其《論動物的生命運動，及其他意志的活動》(Essay on the Vital and Other Voluntary Motions of Animals，1751)中寫道：神經“被賦予了情感，且在整個身體系統之内運行著一種一般意義上的同情；因此，身體的不同部分之間有一種具體的、顯著的一致”。對懷特來說，“人們的神經系統之間存在更奇妙的同情，不同的運動和病態症狀常互相轉移，雖然他們沒有身體上的接觸”。④評論家克里斯托弗·勞倫斯認為，從這個歷史框架來看，同情“僅僅是身體器官之間情感的交流(the communication of feeling)，體現為若其中一個器官受到刺激，另一器官便會產生功能上的擾亂”。⑤斯蒂文`布魯姆的看法相似：“18世紀晚期道德哲學家宣揚的‘同情’，是具備生理學知識上的基礎的。在蓋倫體系下，醫學也討論過同情，但只是將它看作遍佈全身的體液移動的產物。”⑥在這個歷史時期的“生理學文本”⑦中出現了某種型態的情感知識論。18世紀的蘇格蘭道德哲學、英國經驗主義哲學以及法國的倫理學討論中都存在大量這樣的“生理學文本”。這也與特里·伊格爾頓所認為的18世紀的美學是“作為身體的話語產生的”⑧相一致。對近代意義上的美學做出概念上梳理的德國哲學家鮑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d Baumgarten，1714～1762)，在他的《美學》(Aesthetica，1750)中認為美學主要並不是指藝術，而是“人類知覺和感覺的整個區域，和抽象的概念思想場域形成對照”。⑨也就是說，“美學”的所指可能並非首先在於藝術和生活之間，而更多與身體的感官和認知規範相關。 從這樣的歷史語境出發，本文擬探討18世紀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關於“崇高”和“美麗”的美學理論中涉及的情感知覺和感官方式，及其與其時正在發生的近代印刷文化的社會媒體變革之間的關係。伯克的《論崇高與美麗概念起源的哲學探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發表於1757年4月，第二版發表於1759年。在這部18世紀重要的美學文本中，伯克區分了“崇高”(Sublime)和“美麗”(Beautiful)兩個重要的概念。正如有些評論家注意到的，⑩美麗、崇高、品位、想像力和如畫的景觀(picturesque)確實是18世紀英國最重要的觀念。一般意義上的概念史研究會談到“崇高”概念的來源及其在思想史和理論史譜系中的地位，本文則偏重於將這篇美學文獻和18世紀有關情感與身體的規範話語聯繫起來，考察當時關於身體的政治、醫學話語及其媒介性。 伯克提出其美學理論的歷史背景之一是，當時西歐語言正在向以傳播為目標轉化。從17世紀開始，西歐各國的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語言逐漸成為一個自足的認識論領域，語言的這種變化使得近代的知識成為可能。(11)從印刷技術的角度來說，根據歷史學家詹姆斯·雷文的描述，在18世紀末，“有幾百台印刷機在運行，它們分佈於倫敦以及這個國家的幾乎每一個小鎮上”。(12)印刷媒體的近代化使得寫作和閱讀更多地參與到近代感官意識形成的建構中。福柯在《詞與物》一書中勾勒出了西方文化從16世紀末開始從“相似性(resemblance)”到“表現性(representation)”模式的轉換。近代印刷文化的興起是這個轉換的歷史和技術媒體背景。同時，它也與福柯稱之為“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興起是同步的。按照阿米特·雷的解釋，“治理術”是對於實踐、話語、情緒、規範等形態的一種新的排列，是“一種廣泛的規範化裝置”。(13)這種福柯式的對近代社會技術的思考，也可以借用來理解伯克的美學理論，後者多處涉及“勸服、傳播、方法、媒體、媒介、表現”等特徵，而這正表明了在近代媒體社會產生時，語言在朝著其傳播方向的功能進化。(14) 福柯在其知識考古學中，勾勒出了四種“相似性的形式”，“同情(sympathy)”是其中之一種。對於福柯來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