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采用游击战法与日伪军作战。在中共持久抗战的大战略中，游击战是其核心，并提升到战略和政略高度。①与十分丰硕的中共游击战研究相比，国民党在沦陷区的游击战长期受到忽视，研究非常薄弱，在整个抗战史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语境因素外，主要是国民党高层对游击战的定位及取得的战果有限所致。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几乎将注意力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很少在总体战略上考虑游击战的问题。尽管蒋介石、白崇禧等军政高层后来也意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但仍以正规战的概念来理解游击战，将其作为正规战的辅助工具。②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战略战术运用还是取得的成效，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与中共相比明显相形见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民党方面的游击战受到了海峡两岸学者的关注，相继产生了一些成果，对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主要游击区状况，游击战的兴衰过程、失败原因、地位与作用等进行了探究，大致厘清了基本面貌，③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研究对象以国民党正规游击部队为主，对沦陷区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的抗日武装关注很少；④二是缺乏更多扎实、精详的个案研究，如对某地区或某部队具体情况的深入探讨；⑤三是资料有限，缺少游击部队自身的直接史料。⑥这些因素制约了该项研究的丰富性和故事性，影响了研究空间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 笔者在阅读新近出版的《黄体润日记》时发现，全面抗战爆发后，丰县在上级军政部门的要求下进行抗战动员并筹建地方武装，时任丰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的黄体润⑦在组建义勇壮丁队时就提出了要为游击战做准备。1938年5月中旬，丰县县城沦陷，原有部队被打散，黄体润重新组建了县、区常备队，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相互配合，在该县境内与日伪军进行游击战。黄体润率领的这支队伍，自备武器、自筹粮饷、自我训练，开展游击战，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上级军政部门所知，是一支由国民党县级干部领导，不属于正规军战斗序列的地方武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中国国土广大，不同地区对抗战的感受与反应不尽相同，尤其是在中日势力交错竞逐的前线，国、共、日、伪四方形成了一片错综复杂的灰色地带，其中布有诸多“孤岛”。丰县地处江苏省西北部，临近陇海和津浦铁路，向南是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冲徐州，向北毗邻中共的山东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及国民党的鲁苏游击区，这里有日军的扫荡、伪军的骚扰、中共力量的发展。丰县常备队就是在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灰色地带勉力支撑的一支抗日武装，游击战是其维持生存的主要方式。本文以《黄体润日记》为主要资料，研究时段从1938年5月至1939年8月⑧，试图详细剖析这支部队的生存状况，呈现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微观实态，以此丰富国民党游击战的内容，揭示地方武装的生动面相，为抗战史研究增添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事例。 一、常备队的重建与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徐州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华北日军南下和淞沪会战爆发，使丰县的危机感不断增强，日军如沿津浦线南北夹击，丰县必有与日军作战之虞。1937年8月下旬，黄体润将武装自卫一事提上日程，决定招募壮丁，成立义勇壮丁常备队，至1938年初，常备队已组建了两个中队和一个侦察队共约400人。除负责维持治安和剿匪外，徐州会战爆发后，常备队分驻县边境的各村镇、重要路段和车站，防备日军入侵。⑨在组织常备队时，黄体润经常强调：“一旦沦为敌手，成为前方，我们要领导壮丁个个都作义勇军，个个都能游击战。”⑩以游击战抗敌、保卫乡土是训练壮丁的直接目的。(11) 1938年5月，日军自曲阜、济宁南下，向徐州以西推进，直逼丰县而来，临近的几个县接连陷落。16日，县政府决定以常备队200人和警察队100人驻守县城，与来丰协防的第58师174旅配合。(12)17日，日军攻丰县，县城沦陷，常备队和警察队被打散，县长董玉珏和黄体润率领残部退出县城避于乡下。18日，黄体润决定到单县暂避，此时能集合起来的常备队和警察队员仅三四十人，队员十之七八在战乱中四散而逃。(13)大半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使黄体润“极烦闷也”。(14)6月2日，县民众动员委员会总务部长孙裕澄、宣传部长彭世亨来晤黄体润，说可集合长短枪四五十支，准备抗日，同时委员会主任董雪山和组织部长李贞乾也来信邀黄体润面晤，商讨重建队伍之事。(15)李贞乾早先已加入中共，在丰县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百余人的游击队，(16)原常备队长蔡树棠所部20余人在沦陷时未被冲散，完整保存了下来。(17)除县长外，黄体润等原丰县党政军首脑又聚集在一起，一些常备队的骨干闻讯后陆续收拾旧部前来投靠，几天内已聚集起百余人。(18)此外，丰县境内还出现了多支数十人不等以游击队为名义的零散武装。见此情形，黄体润决定重建县常备队，一面继续收容旧部、收编愿意归县政府节制的队伍，一面选定骨干赴各区动员乡镇长、保甲长招募和训练壮丁，为县常备队输送生力，并成立各区常备队。 县城沦陷后，县政府职员、常备队和警察队的骨干大多逃往乡间，重建常备队的消息传开后，这些人与各区区长、乡镇长、保甲长、区公所科员、小学校长、教员、青年学生、退伍军人、乡绅等成了最先响应号召，动员民众、集中队伍的基于。(19) 不出几日，丰县境内的零散游击队陆续与黄体润接洽，请求收编。6月22日，常备队编为1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共379人、枪308支，李旭辰、邱剑光、彭世亨、蒋作相4人积极收容旧部、招募壮丁的骨干分任中队长，不到半个月，常备队已恢复到沦陷前的规模。(20)此后，常备队不断扩大，编制随之改进，各种机构逐渐添设，12月初，常备队发展到1000余人，下辖10个中队和1个特务队。(21)1939年2月初，为便于指挥，县政府决定将常备队升格为常备总队，下辖4个大队，每大队下辖3个中队，原来的几位中队长升任大队长，县长董玉珏兼任总队长，黄体润专任副总队长，实际主持常备总队的各项工作。(22)编制扩充后，常备总队的发展速度也在提升，新加入的力量以中队为基本单位，每中队约100人，每两三个中队编成一个大队。到1939年3月下旬，常备总队有3500人，(23)5月初又增加到4000余人，(24)到7月中旬，丰县常备总队共有7个大队、38个中队，官兵4300人。(25)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常备队的补给、管理、训练等事项日渐繁重，军纪亟待加强。1938年8月，黄体润成立了政训处，负责政治训练，(26)不久又成立了秘书、参谋、经理、情报、副官、军法、军医7个处，部队的管理日趋规范。(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