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认为，不同于春秋时男子以不能当兵为莫大的羞耻，秦以下人民便不肯当兵，文化上走向消极，文德盛，武德衰，所谓“无兵的文化”。①绵延至近代，“好男不当兵”的惯习不仅未有改观，反而因战争频仍更为强化。抗战时期，因征兵问题，国民政府在多地引发严重民怨，大失人心。同在抗战期间，中共军事力量虽有起伏但总体大幅增长。至1945年年底，中共部队总人数已达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②从数万偏师到百万大军，中共武装何以在短短几年内即有如此显著的发展？ 对于八路军来说，除了初入山西草创根据地阶段的大规模迅猛扩兵外，此后也一直不断地进行扩兵工作。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战争耗损的需要。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1939年就指出要注意扩大正规军，基本原因是“每一个像样的战斗，都会牺牲一二百人”。③此外，还有相当比例的诸如开小差这样的非战斗减员。然而，当时的情况是，摆在常态化扩补需求面前的是根据地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源。④民众历来视当兵为畏途，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能切身感受到当兵的巨大风险，以至于连加入自卫队或者当民兵都避之不及。在根据地环境下，又不大可能推行义务兵役制。更严峻的是，在日军连续发动“扫荡”和“清剿”的形势下，根据地的处境不断恶化，本已有限的人力资源日益枯竭，动员的难度逐步加大，扩补产生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持久抗战条件下的内外不利因素决定了在根据地内动员参军是一个贯穿始终、困难重重却又不得不坚决完成的任务。从结果倒推，中共在发展武装方面必有不同寻常之处。 中共武装的发展径路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⑤。新近作品中，齐小林关于“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⑥的研究值得注意。齐小林的研究较好地呈现了农民参军的动机、顾虑以及对待动员的反应等以往被忽视的重要面向，从农民的视角揭示了革命过程中多种力量、多种要素的复杂互动关系。略有缺憾的是，尽管作者将讨论时限确定为从抗战开始到国共内战结束，但关于论文的核心议题——参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国共内战时期。由此，齐小林的研究对中共在抗战时期关于武装建设所形成的基本模式及重要基础着墨不多。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中共在根据地不遗余力地发展群众武装，以构建由“民”至“兵”的武装发展链条。大力建设介于“民”和“兵”之间的民兵便是其中重要的举措。大量存在的民兵一方面是乡村自卫及秩序维护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正规军的“蓄水池”。相比直接动员，民兵作为中间环节在相当程度上舒缓了直接动员的压力。齐小林的研究也充分显示了动员之不易，殊不知，若没有抗战时期的基础，没有民兵这样的过渡机制以及长期的战争熏陶，动员的难度必将更大。因此，对于习史者而言，既要对这些艰苦细致的动员工作予以充分注意，也不能低估那些常常被忽视而实际产生了重要效能的关键机制。 为研究和表述方便，抗战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但对于中共武装来说，显然是延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前期所蓄积的巨大势能必然对后续进程产生重要的显性及隐性影响。⑦因此，对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武装的讨论不能脱离之前的基础。本文将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⑧的兵员困境及其应对之策展开论述，力图呈现民兵在中共武装体系中的能效以及由“民”到“兵”的武装发展机制，也期待经由武装这个关键要素增进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与认识。 一、兵员扩补态势 相较之后的艰难，八路军进入山西初期的扩兵工作则有诸多时地之宜。八路军开赴前线时即顺势收编了大量忻口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溃散兵。各地在抗战爆发前后组织起来的许多游击队也在这时被整体改编成正规军。除了这些较为轻松得来的兵员，当时扩兵主要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来组织，有不少受过教育，有一定觉悟的青年响应。此外，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彼时虽已大兵压境，但大多数人还未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对参军还不至于严重抵触。当然，还有一个基本原因是大扩兵初期各地青壮年人力相对充裕。在多方面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八路军在较短时间内即扩充了数万人，并藉此在山西初步扎下根。⑨太行区党委在后来的总结中认为当时的基本扩兵形式是招募，“由于都有一个直接的抗日感，所以买兵不自愿的很少”。⑩ 随着日军“九路围攻”等大规模进击，根据地受到空前压力，需要更多兵力来应对局面，扩充军队的需求也随之日益紧迫。关于武装动员工作，晋冀豫区党委自1939年以来多次召开会议和发出指示，要求以全党力量全力以赴。晋冀豫区党委在1939年6月24日的《关于动员武装会议的决定》中强调动员武装工作应提到党的工作的“最主要”地位，扩大武装力量应成为全党同志“最严重”的任务。(11)与区党委的要求相适应，有些县将扩兵明确定为“天字第一号”任务，具体的扩兵数目被详细分派到各村并限期完成。(12) 当扩兵工作被提到最主要的位置，并成为全党同志最严重的任务时，也意味着扩兵已经开始进入非常困难的阶段。时任晋东地委书记赖若愚分析，由于游击队没有建立，民兵没有着手，加上之前扩兵导致壮丁减少，扩兵困难重重。(13)在难以动员普通群众的情况下，组织上便要求干部和党员带头。晋冀豫区党委要求一般支部要有十分之一，模范支部要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党员参军，并以能否完成扩兵工作作为检验各县工作优劣的第一个标准。(14)普通群众也以舆论“逼迫”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重压导致当时觉悟尚不够高的党员、干部对参军普遍存在恐惧情绪，甚至因怕参军而无法召开支部会，并对党怨懑不已。榆社有村干部说“不打野鸡打家鸡，老牛力尽刀尖死，侍候(君)王不到头”；黎城有党员反映“早知如此就不参加党”；(15)武乡等地有党员说“当兵死，敌人来了也是死，死不如死在家”(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