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4-0051-10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的香港研究热潮中，外交史领域的关注重点是香港战后地位和香港(日军)受降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中、英、美三国首脑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提出诸多见解。然而，二战期间至战后初期，涉港问题在美国引起的关注不限于国家首脑，也有众多社会精英通过媒体就香港地位等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形成具有较强一致性的认知。杜鲁门执政后，一些政府部门①也参与了有关香港的研究与政策设计工作，围绕相关问题形成一批官方文件。这些官方和非官方文献直接或间接地展现出这一时期美国视野中的香港如何从“帝国”遗产转变为英国“飞地”，呈现了美国政府在美英关系和美中关系框架下对香港作出的评估。二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美国视野中香港的形象连同其政府对香港价值的判断[收稿日期]2019-05-11与运用随之调整，并形成相应的香港政策，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为数不多的针对某个地区的系统政策之一。 一、香港：被占领的“帝国”遗产和新秩序典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多地将视野转向远东地区，开始关注并介入涉港事务。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涉港事务特别是香港地位问题所持态度，曾在中、美、英三国史学界引起学术争议。中国内地学者大多从中美关系和国家主权角度阐释这段历史。②以孔华润(Warren I.Cohen)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宣扬美国政府在“殖民时代”结束之际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主权。③具有英国学术背景的学者从美英竞争关系角度回溯战时香港地位问题，强调美国排斥“帝国”，并以香港为示范对战后地区秩序提出新设想。④因涉及中国主权、英国在华利益和美国的地区安排，相关研究相应反映出各国学者截然不同的立论视角和解释框架。事实上，在英国的视野中，香港自从被割占开始便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结束之际，从日军占领下收复香港事关帝国的荣耀。⑤同一时期，美国各界也普遍将香港视为“帝国”的象征，却并非出于维护“帝国”，而是借此推动反法西斯战争并构建符合美国需要的战后新秩序。在这场树立并传播香港形象的活动中，美国总统和政界精英始终掌握着影响国内外舆论的话语权。 在将香港塑造为“帝国”遗产的过程中，罗斯福总统的个人立场和相关言论举足轻重。早在考虑香港战后地位之前，罗斯福对帝国的态度既已成形。不少国内外学者都曾指出，罗斯福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传统殖民帝国，他将帝国视为和平的最大威胁和暴力的煽动者。⑥二战期间，罗斯福屡次就帝国问题同丘吉尔针锋相对，坚称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既在于同“法西斯奴隶制斗争”，也要“解放那些身陷落后殖民政策囹圄的民族”，⑦进而在战后确立自由、独立、安全、平等的“国际关系新准则”。⑧在罗斯福看来，反法西斯战争具有双重任务：美国在同英国并肩应对法西斯扩张的同时，也要向大英帝国发起挑战，就战后新秩序及其领导权展开竞争。 罗斯福的上述看法在美国政府中拥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包括副国务卿塞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和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942年，韦尔斯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如果二战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它必须保证全世界所有民族的主权平等”，“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大洋和大陆”。⑨威尔基在同蒋介石商讨战后中美合作事宜时也强调，“英国为帝国主义者之领导”，若战后继续保留其殖民地，并为荷、法等国竞相效仿，美国将“无从阻之矣”，故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第一件合作大事”，当为设法打消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消灭势力圈及占领地之存在”。⑩威尔基随后发表的讲话轰动一时，他将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表述为实现自由并终结“帝国”，“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将在战后“取代大英帝国”。(11)显然，美国的参战目标并不局限于击退轴心国家，也包括阻止殖民国家在战后重建帝国。在美国政要的战争动员中，构建不同于“帝国”的新秩序与反法西斯战争合而为一。 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对“帝国”的态度源于一项共识，他们认为英国将在战争期间收复失地进而复兴帝国。美国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Joint War Plans Committee)在进行对日作战规划期间就曾指出，美英两国远东战略的根本分歧在于英国试图“重建帝国威望”。(12)英国国防大臣哈斯丁·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就此提醒首相艾德礼，“不宜就香港问题特别致电美国总统”，以免使美国认为英国致力于原封不动地保持“殖民帝国”。(13)美国政要对英国重建帝国的担忧并非捕风捉影，即使反法西斯战争存在共同目标，美英两国也依然在暗中竞争。 二战期间，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对“帝国”的看法决定了美国视野中香港的形象。事实上，美国政府代表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转达罗斯福对“帝国”的态度，并将其扩展至香港战后地位问题。罗斯福特别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期间向蒋介石表示，“英帝国主义将永远过去，此次战事结束之后……所谓香港与汇丰银行等皆将成为过去之陈迹矣”。(14)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发文强调香港属于中国，保证战后和平的基础之一是“结束帝国剥削”。(15)至罗斯福逝世后，驻华大使赫尔利依然认为香港是“尚未解决的影响亚洲当前战况、未来民主和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16)在这些政要看来，随着帝国的瓦解，作为帝国遗产的殖民地将成为历史，中国应顺理成章地收回香港主权。这一时期，美国政要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香港塑造为英国的象征。一是香港的地位关系到罗斯福对战后地区秩序的整体构想；二是美国政府所持态度对于调动中国的抗战热情具有重要意义；三是香港的处境会得到美国民众的同情，有助于美国国内战争动员。出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构建战后秩序的双重目标，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尤其强调香港是帝国的历史遗产，在主流观念中将香港的未来与瓦解帝国衔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