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1941年1月12日评论1940年形势时，对抗战形势“最危急动荡之境地”颇多感慨。他回忆道：“尤其在五、六月之间，宜昌初失，英、法惨败之时，久旱不雨，物价飞涨，滇越及滇缅两路交通断绝封锁，敌机每日狂炸重庆与各地，敌情进逼，人必惶急，谣诼蜂起，甚至一夕数惊，各地抢米风潮迭起，粮价暴腾，所谓不畏敌机狂炸之威胁，而独患粮价暴涨之恐慌。当此之时，环境险恶，空气紧张，此任何时期尤为危殆。”①蒋介石回忆中的粮价暴腾和抢米风潮，准确地描述了此一时段由粮食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 不少学者已关注到这场始于1940年的后方粮食危机，对其成因、影响和国民政府的因应进行了讨论。②不过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对于粮食危机与社会动荡的关系，尤其对粮食危机的重要表征——抢米风潮多是一笔带过。而就此一时段的抢米风潮而论，学界的注意力仍放在1940年3月14日发生在成都的第一次抢米事件，并着力于探究此次事件所诱发的“反共”摩擦。③数月后发生在同一地域的后一波抢米，尚在学者的视野之外。 稍加反思不难发现，以“整体”的眼光看待战时后方的粮食危机，循着历史本来的理路，将米荒与米潮结合起来考察或许更为妥当。研究米荒，不可以只关注粮价和政府的因应，而忽视其与米潮之间的逻辑联系；关于米潮的考察，也应将其视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加以讨论的同时，充分思考其经济方面的肇因。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奥村哲做出了很好的范例，他敏锐地发现战时后方社会粮食保管、运输中的饥民抢粮现象，但奥村将考察的时段放在1943年，并暗示此种行为发生在1941年夏田赋征实之后，显然大可商榷。④ 粮食危机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学术积淀深厚。⑤本文在相关论著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拟以1940年成都发生的米荒和米潮为线索，重构战时后方粮食危机从萌芽到爆发的过程，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940年米荒的实质是什么，第一波抢米风潮是怎么发生的，国民党四川当局如何平息事态，之后进一步的举措是否平抑了米价，数月后抢米风潮缘何复起，与前次风潮有何异同？传统上，成都常常被视为地方，但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成都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央。成都的脉动，事实上常常反映并影响着全局的走向。因而本文虽聚焦于成都平原，但着眼的却是战时国民政府的统治逻辑和应对能力。这些问题与抗日战争的成败、国民党政权的兴亡紧密相关。 一、多重因素合力下的米荒 1941年任粮食部部长的徐堪曾说：“我国在抗战初期的两年内，并没有粮食问题，粮价向极稳定，没有跟其他物价一同高涨，军粮民食的供应，和平时并没有两样。从二十九年春天起，粮食问题便开始发生，而且日趋严重。”⑥这样的看法与许多时人的感受吻合。长期参与四川省经济事务的刘航琛回忆，1939年“因为粮价大跌，四川竟然丰收成灾”，但一到1940年，“米价直线上升，涨了十倍不止”。⑦熟悉战时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全面抗战最初两年全国经济形势尚好，物价亦称平稳，但进入1940年后米珠薪桂的情景便逐渐出现。 所谓的米荒为何猝然来临，米荒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是什么因素导致粮价陡涨？时人对这个问题有过非常多的讨论，而不同的史料显示，米荒很可能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多个原因导致的结果。 一部分人认为，米价上涨缘于通货膨胀。服务于经济部农本局的经济学家何廉提到：“1939年成都平原的一时大丰收，使大米生产中心的成都平原的米价猛跌”，但“1939年冬季已经在上升的米价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这并不是供应不足，而是由于通货膨胀”。⑧“通货膨胀论”在政、学两界中颇有市场，王世杰在1940年3月15日称：“物价近日到处猛涨，自是纸币恶性膨胀之现象，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一○○)，在廿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至本年一月则已擢至三八○以上。”⑨3月21日，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听说：昆明的米价已经涨至每石100元以上，而成都也要80元才能够买到一石米，“米价这样的高涨，有人研究它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供求的关系，系人民对法币的信用不够所致。换句话说，便是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⑩3月31日，黄炎培听经济学家陈豹隐分析物价飞涨的原因，症结之一便是“一般民众对法币的信念有变化”。(11) “通货膨胀论”确有其道理。银行家张公权(嘉璈)在战后写作的《中国通货膨胀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在他看来，1940年的确是战时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前数年间，受日本侵略、政府收支不敷、信贷扩张等影响，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到来，只是当时消费品的供应尚足、消费者收入上涨和公众消费倾向于储存货币，导致货币贬值的速度大大低于预期。但在1940年“制约价格上涨诸因素失其作用，并加速了通货的普遍膨胀”。为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收入下降，农民“便开始把其产品囤积起来，以待善价而沽”，因此粮价出现了暴涨。(12) 上述解释从货币银行学的角度勾勒了米荒的成因。简言之，为了应付巨大的开支，政府逐年增发货币，终究会导致包括粮价在内的物价上涨。不过张公权同时也是第二种说法——“歉收涨价说”的支持者。他认为“在1940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歉收，从而粮食价格飞涨”，即粮食减产导致了粮价的上涨。“歉收涨价说”的反对者甚众，徐永昌在1940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去年、前年皆丰年。今年约六成收，亦足食。”(13)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在9月1日告诉他：“今年全国粮食总算很好，云贵湘都是丰收，四川也有七成。”(14)柏林大学博士、经济学家张梁任认为：抗战三年来四川粮食生产总体较好，即便是1940年也“绝不能称为旱灾”，总体而言“四川粮食是有剩余的”。(15)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反对“歉收涨价说”的诸人，均是第三种解释“囤货居奇说”的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