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登陆大亚湾，正式实施蓄谋已久的侵略华南计划。负责广东防务的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不久前还曾扬言：“假定日军果来进犯，粤军必迎头予以痛击。”①然而，短短十天，华南重镇广州即迅速沦陷。华南战局溃败如此，固然与此时国民政府集中力量于武汉会战，不断从广东抽调兵力有关，但战前广东军政当局备战不力，亦为重要因素。 军政关系是广东抗战史研究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②，因为无论是战前的余汉谋与吴铁城、曾养甫，还是战时的张发奎、李汉魂与余汉谋，军政不睦、彼此颉颃，始终是其时广东军政关系的常态。探究广东抗战史不能不对此一“常态”加以解析。有鉴于此，本篇将着重考察日军侵粤前夕的广东军政关系，既往虽已有论著论及③，但囿于史料等原因，较为简略，一些人物关系、历史细节尚待厘清。因此，本文拟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及蒋介石日记等资料，对日军侵粤前夕的广东军政关系重新加以梳理。 一、被打破的平衡：还政中央后的广东政局 两广“六一事变”结束后，为切实掌握广东军政，使广东顺利实现从“陈济棠时代”向中央“直辖”的过渡，蒋介石着手对粤省党政军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在1936年7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因“倒陈”有功的余汉谋被委以广东绥靖主任之职，执掌广东军事大权。④ 7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改组粤省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主席，曾养甫为广州市长。⑤粤局底定，蒋介石甚感欣慰：“到粤以来，军事政治，皆能如计处理，颇称顺利，实为从来所未有。”⑥ 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央势力强势介入粤局，还政中央后的粤政情形颇为复杂。1937年2月，复兴社的刘健群在向蒋介石报告粤军政情形时称：“广东因失意军人政客太多，且封建思想浓厚，故对党政多有不满，于刘维炽则指为贪污，于黄主席则言其多病不管事，于曾市长则疵其气焰太高，于王应榆则谓其个性太强，总之闲话太多。”⑦在此情形下，更传出陈济棠残余势力发动倒余的传闻。4月8日，军统向蒋介石报告，前陈济棠时代高级将领唐灏青、杜益谦、张达等人，趁陈济棠回国之际，极力联络余之部下张瑞贵、黄涛等将领，密议倒余。⑧改组后的粤省府内部，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汹涌。 黄慕松掌粤后，因“(黄)为军界前辈，与余汉谋向有师生情谊(黄曾任广东陆军小学教官)”⑨，故军政之间尚可协调。黄慕松认为余“人亦宽厚忠贤”，并向蒋介石建议：“粤省至关重要，望能多派忠实干练幕僚辅佐幄奇兄，于国家前途，有极大裨益，亦有莫大之作用。”⑩黄之善意加之师生情谊，余汉谋自然也投桃报李，全力辅助黄慕松。据时人罗翼群的观察，黄主政后，“曾标榜下列四点省政措施：(1)军民分治；(2)澄清吏治；(3)惩办贪污；(4)整顿财政。关于第一点，黄任确比前任少受地方军人之干扰，过去常发生之地方驻军任意先行更派县长，追请省府追认之事情，未有发生。”(11) 但黄慕松在粤执政未满一年，便于1937年3月20日因病去世，蒋介石遂致电余汉谋商议省府主席继任人选：“其继任人选能与兄合作者，似以吴铁城为宜，或林云陔亦妥，兄意如何？”(12)这其中除有商议外，应还有试探余的成分。对此，21日，余答复蒋：“伏念粤政不可一日无人主持，敬恳即指定妥员暂为负责，以安人心为祷。”(13)对于蒋之函电，余并未予明确回应，不过“妥员”二字颇能曲尽此时余之心态：蒋所提议之人选，可能都不切合余之心意，但余也不便反对(反对有可能也无用)，故不置可否。林云陔因有胡汉民系背景为蒋所忌惮(14)，蒋最终选择了吴铁城。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吴铁城继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吴铁城，字子增，生于江西九江，祖籍广东中山。他早年参加革命，因孙中山器重，历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广州市公安局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等党政要职。不过，因自幼生长在江西，连他自己都认为：“以生长在外，地方渊源不足。”(15)地方派系色彩不强，有可能是蒋选中吴的重要原因，当然他与张群关系甚密，被视为是政学系要员这一点也相当重要。(16)蒋自然乐见嫡系势力入驻广东，以便自己切实掌控粤局。对于吴铁城而言，在黄慕松任广东省主席之前，他就“极垂涎粤省主席”，但又“尚恐未能与余汉谋合作得好，且又舍不得上海市长地盘”。(17)吴本人个性强势，在国民党内有“铁老”之称(18)，早在1923年任香山县长时，为改造县城，发展商业，把西门城楼至长堤一带一些建筑拆掉，扩展马路，故后人有“吴铁城拆城”之说。(19) 吴铁城主粤后，亟思有所作为。上任伊始，他就致电蒋介石，谈粤政现状与今后打算：“铁城莅粤数日考察所得知，粤政百废待举，而廉洁政治之树立，经济之建设，教育之改进，尤最切粤民之殷望，故非有健全之省府不能收推进之效。过去症结，第一失之于散，第二失之于滞，第三失之于弱，致凡百设施俱废莫举。现在着手尤以振作人心，转移风气，为当务之急，而各厅委人选，现正慎重考选，力求适人适所，能通力合作者为宜。”(20)4月27日，吴铁城在纪念周演讲，报告“治粤方针”，谈及政治建设，他指出：“政治建设之起点，首应整饬吏治，消极的应根除贪污，积极的应提高行政效率……于公务行政上尤应彻底革除散、滞、弱之积弊，此为推行新政之第一要义，所关至切，万勿漠视。”整饬吏治之外，他还强调要从改进县政、整顿警政等方面从事政治建设。(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