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9)07-0072-14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专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而设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①于1925年秋建校。在1928年被改制为共产党大学之前，它名义上一直是中国国民党的大学。在1925-1928年间，两党选派的学生大致各占在校生的一半，他们在校内分别建立各自的党组织，这也使得一所革命大学内存在两种信仰，矛盾、冲突与融合难以避免，国共学生关系也成为校内最主要的问题。共产党学生以改造国民党旅莫支部为己任，全面“包办”②国民党党务。最终，国民党员出现分化：部分左转加入中共，部分坚持右派立场并建立了地下国民党支部，呈现出极为特殊的国共合作面相。同时，中大国共两党学生及其关系，亦可成为观察两党师俄问题的切入点。但目前有关中大的研究中缺乏对国民党学生的关注，对两党学生关系之探讨更为欠缺③。有鉴于此，本文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ГАСПИ)相关材料为主，兼采其他，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一、国共两党留俄学生及其组织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均有积极学习苏俄、促进自身发展的诉求。国共对中大均寄予厚望，都非常重视选派工作。但在选派方式和学生成分上，两党却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的影响亦较为深远。 是时，国民党已在广东等地建立政权，它极为隆重地在广州举行了公开招考。1925年10月，国民党中央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由鲍罗廷任顾问④，对赴俄学生之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委员会组织的公开招考中，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30名革命者赴广州报名应考。经过初选、笔试、口试，最终仅录取147名，淘汰率高达85.7%⑤。国民党还使用“指定”与“推选”等选派方式，执行者分别为鲍罗廷和黄埔军校及湖南、云南的军校⑥。此外，零星派遣者亦有之。国民党旅欧支部也有部分入学名额。这些人分四批分别于1925年年底至1926年秋赴莫⑦。 相较而言，中共选派的方式则较为隐蔽和低调，也更为灵活。在建党初始，中共即选派党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为选派赴中大留学工作积累了经验。它主要以指派的方式，由上海和北京等地党组织执行，这两地的工作方法又有不同。在北京，中共基本采取秘密指派的方式，最后由李大钊核准。如盛忠亮就是在中共法政大学支部干事任上被北京地委选派赴莫的⑧。上海党组织在前期采用半公开招考，1926年秋才开始采用指派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但指派的比例更大⑨。1926年9月，沪区明令选派学生赴中大读书“完全由枢蔚(区委)考察情形”决定，不接受党员自己报名。同时，还令已确定派送者严禁向其他同志透露，以免引发人心浮动⑩。但在具体操作中，仍不乏例外。团员谢怀丹就是因哭求而被上级允许参加入学考试最终顺利成行的，这亦从侧面反映出赴莫留学对中共党员的巨大吸引力(11)。 选派方式的差异直接导致学生成分的不同。国民党选派的学生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超过20岁者偏多。在明确可查的142名学生中，20～25岁者有86人，25～30岁者有20人，合占总人数的74.6%；在确知婚否情况的141人中，已婚45人，占31.9%(12)。国民党倾向于选派较为成熟的青年赴莫，因是其出于年幼者易动摇、年长者不易“变心”的考虑。由于国民党中央非常担心留苏学生能否保持党性，党员“赤化”始终是其隐虑，故在招考中，考生首先“必须被选拔委员会认可是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员”(13)。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首批留苏学生欢送会上，忠告学生以赴法勤工俭学为鉴，在莫“学习以爱祖国爱民族为前提”，意在提醒他们保持国民党员本色，“整个的去，整个的回”(14)；第二，国民党要员子弟较多。共产国际出于方便引导国民党的考虑，非常重视选拔国民党高层亲贵赴苏，鲍罗廷特别推荐的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15)。在国民党高层多选派子弟或亲信。蒋介石一方让蒋经国、黄埔亲信邓文仪、萧赞育等留苏，汪精卫方面派妻弟陈春圃和心腹林柏生等赴莫，于右任令女儿于愣和女婿屈武前往留学，冯玉祥更是把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都送到了中大，上述诸人均不免有抢占未来之意。更有甚者，胡汉民、于右任、冯玉祥、鹿钟麟、宋庆龄、邵力子等人都是中大的名誉学生，不排除他们中有积累政治资本的考虑。 目前虽无中共选派学生年龄的具体统计，但其整体应比国民党学生年轻。有知情者认为中共“只派知识尚属幼稚的”学生，背景亦较简单。上海大学、北京大学毕(肄)业生和国民革命军的学生队是其重要来源，“工、农、妇女、华侨都有”(16)。他们的年龄多在20岁上下，像陈绍禹、杨尚昆、盛忠亮、王稼祥、谢怀丹等人赴莫时均不满20岁。 至于两党在校生的规模，鲍罗廷与国民党曾商定，“招生的成分65%要国民党员”(17)，但该设想并未实现。到1927年8月国民党通令禁止选派学生赴莫斯科时(18)，在637名赴中大报到登记的学生中(19)，国共大致各占一半。但在不同时段两党在校生数量有一定差别。1926年9月，中大第二个学年开学时，共计有379名学生入学。此时国民党中央选派的180名学生全部入学(21)，再加上国民党旅欧支部和冯玉祥选派的学生，国民党学生总数应该在200名以上，超过在校生的一半。到了1927年5月底，受四一二政变的影响，在校学生548人中，国民党学生只剩150人(22)，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到了次月中旬，在中大学生迅速增至628人之时(23)，国民党学生的比例则进一步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