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即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化方针之一；“斯大林危机”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清算斯大林的错误而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危机。本文的观点是，斯大林危机的爆发，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思考必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双百方针”的提出可视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话语最初的自觉性表现。 “一边倒”标志着中国话语的低位运行 “一边倒”即1949年以来新中国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全盘学习倾向，客观上使中国话语进入低位运行态势。关于中国话语的运行态势，应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话语一直是强大而纯粹地运行着。1840年以后，中国话语遭受西方话语的强行挤压，加之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话语的西化改造日益加深。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始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了中国话语构建。接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长达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这一革命将西方列强定位于必须打倒的帝国主义，自此，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话语之西化改造在这里发生了停顿。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逆西方国家的意志而取得的，西方势力不仅退出了中国，而且还对新中国采取了敌对态度。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上不可能与西方有成规模的交流关系。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立国家，也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外在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大规模地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形成了所谓“一边倒”。 剑桥中国史对中国当时的选择做了如下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的领导集团为什么如此断然地接受苏联的模式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外交政策中决定‘一边倒’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如果在内战时期美国外交不那么敌视中共，不管出现一种更平衡的国际姿态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仍会发现苏联是它可以取得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唯一来源。仿效苏联的先例至少是取得这种援助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由于发展的愿望，以及苏联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的唯一榜样，决定走苏联的道路几乎是势在必行的。”① 剑桥中国史认为中国仿效苏联“是取得这种援助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这听起来有点谋略的味道，其实当时中共绝无此意。对中共来说，争取苏联的支援与学习苏联的经验都是必需的，别无选择，历史也是这样展开的。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时，由衷地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中国提供过这么大的援助”②。 顺理成章，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同时，对苏联经验的大规模学习也就开始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在拷贝苏联模式。例如，中国法制建设的话语体系就是取自苏联模式。剑桥中国史评价为，中国1954年宪法“基本上遵循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的模式。基本结构包括从地方到全国的‘选出来的’各级代表大会，它们在理论上任命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这些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对任命它们的代表大会和上级行政机关都负责。此外，一个表面上独立的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制度也建立了”。“这一切，以及所列举的类似的公民权利和义务，都可以在1936年的苏联宪法中找到。在确实存在的差别中，有的——如中国人不能保证苏联选举制度中全民平等和直接的秘密投票，被归因为条件比苏联落后这一事实，而且的确常常反映了更早的1924年苏联宪法的条款。”③其他如军事建制、企业体制、教育、文艺等都是如此，以至于难以显现出中国本体话语。 尽管中苏友好关系在1960年代中期就烟消云散了，双方进入刀兵相见的地步，但在更深层次上，苏化话语对中国话语的强势影响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9月，邓小平听取汇报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④。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时指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⑤。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再次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⑥。 显然，此时只能把中国话语态势定位于低位运行。这一话语态势取决于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苏联是一个已经实行工业化的强国，苏联是援助主体，中国是受援方，这决定中国话语不可能处于高位运行态势。而从文化关系说，苏联本质上是一个欧洲国家，苏联文化即使是在共产党的管控下运行的，但还是属于欧洲文明谱系。如此，中国话语之低位运行乃是指，中国话语在这一阶段总体上是非自我性的，可以视之为苏化形式下的特殊欧化(有别于西欧化)阶段。 还原历史语境：“双百方针”与“斯大林危机”的交错 就在1950年代中国全方位学习苏联、仿效苏联的时期，却也发生了“不合拍”的现象，出现了中国话语的一次自觉性表现，那就是1956年毛泽东系统性地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度使得苏联有所困惑甚至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