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丁国旗研究员 [主持人语]本期本栏目刊发两组文章，一组是“文学研究学科反思笔谈”，另一组是有关环境美学和电影审美的。“文学研究学科反思笔谈”三篇文章中，汪正龙的《语言转向与文学研究》一文探讨了20世纪文艺学研究的“语言转向”给文学研究所带来的两个结果，其一是促成了文学学科的独立，其二是促成了文学研究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崛起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着眼于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观念和研究的挑战，认为网络文学的存在改变了文学的逻辑本原性，给当下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张三夕、刘烨的《论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文献学》一文把作为一种学科意义的“文献学”看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并认为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需要以文献的梳理、甄别为基础，并层层递进地分析了这一研究方法的意义、可能性和必要性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当下文学所面对的新情况、新挑战，对究竟如何来认识今天的文学和文学研究，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方案，很有启发意义。两篇美学文章中，吴天天的《环境美学的新视野：格诺特·波默的气氛美学》一文对近几年颇受学界关注的德国美学家波默的气氛美学进行研究，文章论述了“气氛”一词的由来、波默对“气氛”的理解、波默气氛美学的三个主要维度(即身体、在场和空间性)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气氛美学背后有关人的存在的问题；胡雨晴的《日本“季题”电影审美特质论》一文以“季题”为关键词，给日本借季节或季节物象来传达主题的一类电影进行命名，并对这类电影即“季题”电影的审美特质展开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其浓郁的东方性和民族性艺术精神。两篇文章或立足前沿、或独辟蹊径，体现了青年学人积极的学术探索精神。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4-0031-04 20世纪以来，人文科学领域发生了语言转向，语言转向引起了文学研究的范式革命，并且实现了对人文科学领域的跨学科整合，形成了大“文学”观念与大“文学”研究。我们准备对此做一简要考察。 一、语言转向与文学研究的范式革命 1967年，美国哲学家罗蒂在其所编的《语言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中首先提出“语言转向”这一说法，后为人们广泛接受。虽然罗蒂所说的语言转向主要指的是以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他们这些人把哲学从传统的认识论与本体论研究转向了语言分析，但是，广义的语言转向事实上还包括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以巴尔特、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重视。这股思潮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语言转向和文学理论都强调语言不仅仅是‘自然之镜’，我们的所有认识及关于实在的语言表现都带有它们由之形成的语言中介的印迹”[1]66。 人们常常把语言转向在人文科学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引发的革命与康德在哲学领域中开辟的认识论转向在哲学领域引发的革命相提并论：“对当代哲学家来说，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就如同知性范畴分析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类同，人们经常指出，当代语言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两个世纪之前由康德开创的先验论纲领的新的和更富有成果的阶段。”[2]2如同在康德那里，知性使感性直观得以可能，同样，文学研究突显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也改变了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和知识形态。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语言视为反映世界、表达思想的透明中介，即“认为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3]2。20世纪以来，哲学界抛弃了工具论的语言观，而从生存论甚至意义追问的高度看待语言。伽达默尔说，“语言不是供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种作为手段的装置，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4]44。语言转向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方面，即对先前工具论语言观的反叛和对语言建构功能的重视。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提出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历时性与共时性、横组合和纵聚合四个二项对立，把语言学变成了独立的学科，凸显了语言的建构潜能，推动了形式主义文论以语言为切入点、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用俄国形式主义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致力于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这也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科学的创立。“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以后，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字的特征问题才提出来了”[5]30。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进一步注意到话语陈述中主体的分化与转变。他认为，人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建立主体性，但是这个主体性是交互与转化的，“自我的意识只有经过比照才成为可能。我只有在与某个人说话的时候才会说‘我’，而那个人在我的言说中将成为‘你’。正是这种对话的条件构成着人称，因为它意味着反过来当对方自称为‘我’的时候，我便在他的言说中变成‘你’。我们由此看到一条原则，其影响会波及到各个方面。语言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每个说话人都自立为主体并同时在言语中将其自身称为‘我’。基于这一事实，‘我’预定着另一个人称，它无论怎样外在于‘我自己’，都成为我的回声，我对这一回声说‘你’，它对我说‘你’”[6]294。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从本维尼斯特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例如，热奈特认为，鉴于叙事作品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讲述一个故事，严格说来，它唯一的代表性语式只能是直陈式，它必定会根据某个观察点去讲述故事。因此单独研究人称没有意义，他提出要从观察点而不是从谁是叙述者来看待叙述角度问题[7]129～133。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引入了语言维度并把儿童的“镜像阶段”视为主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8]90。进入象征界的主体接受符号律令和父法阉割，并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完成象征性认同，与他者形成主体间性。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过程中的主体”概念，女性生活在男权制体制、话语与秩序之中，“对过程中的主体来说，妇女代表那个异质的存在，它加倍统一又将其分离……它总是而且已经是社会的或反社会的，因为它是否定性，是意义生产的过程，是与他者相关的”[9]138～140。可见，语言学转向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推动了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