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的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两大转向的繁荣发展之后，似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与范式危机的泥潭。然而，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为翻译研究的进一步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契机。当代翻译研究能够从生态翻译学汲取营养，不仅为自己找到新的研究对象，而且也能找到新的问题域。方梦之、袁丽梅（2017：3）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界面的融合，在本质上结合两者特点，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体现出两者协同作用的整体效应”。陈圣白（2017）认为生态翻译学在中国翻译界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不但推动了翻译学学科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引领了翻译学学科未来的研究与趋势。可以说，生态翻译学渐渐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不仅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源泉，而且作为一种生态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突显出来。虽然生态翻译学理论也受到一些质疑与批判，对生态翻译学的分析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偏见，但是生态翻译学的问题域本质上已经与西方译论的问题域有着重要区别，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产生的问题域转换对于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路径与认识论视界。那么，生态翻译学与西方译论在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上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呢？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问题域对西方译论的问题域是一种怎样的转换与拓展呢？这是本文要探讨与诠释的核心问题。 一、西方译论问题的思维模式与提问方式 蓝红军（2018）指出：问题，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中都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推动力量，正是对各种翻译问题的追寻推动着译学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当代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其理论目标都是解决问题，包括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因此，翻译研究始于问题又总是面向问题的研究，而问题总是在某种思维范式下提出并给予解决的。西方译论的逻辑发展，不论是语言学转向还是文化转向，都在于它的问题域源于翻译主客“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简单性思维范式和提问方式中，并在这种思维范式中来解决的。 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对于整个翻译学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而其问题域的探讨与解决是实现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关键。西方译论的现代性进程是由语言学转向开启的，翻译研究由此进入了迅速发展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期，而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思维预设了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即以对等性为目标的原文中心论。然而，它被简单地理解为指向语言转换的对等性对于翻译研究的全面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种视野更加开阔的“文化转向”登上了翻译历史的舞台，西方译论的后现代性开始兴风作浪，将翻译纳入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之中，翻译被理解为是跨文化转换。可以说，西方译论的后现代性是由文化转向催生的，翻译研究由此进入了繁荣的而朝向多元性发展的时期；而文化转向所蕴含的逻辑思维预设了翻译研究是以译文为中心，即以跨文化转换为目标的译文中心论。其实，文化转向与语言学转向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不过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表现翻译现象的文化上而建构译文中心，而不是语言学转向所侧重的语言上而建构的原文中心。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各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原文中心只关注原文的对等性，容易导致译者能动性的缺失与遮蔽；译文中心过度关注译文的可接受性与读者的可期待性，容易导致译文的越界与背叛而无所适从，最终模糊了翻译本体的边界。导致这一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21世纪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在后现代性的文化转向之中被冲击得“四分五裂”，“但是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却不那么成功，它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主体的单子化；非理性化；研究的外在化；内容的零散化”（吕俊、侯向群，2010：44）。从本质上说，西方译论的思维框架为翻译研究设置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认识论“鸿沟”，从而陷入了翻译研究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简单性思维模式的困境。正如谭载喜（2017：8）所说，“例如，早年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出现，人们便过分倚重语言学的解释功能，认为翻译的本质所属，除了语言还是语言；后来，当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出现时，人们似乎又一拥而上，认为翻译的核心，是除了‘文化’还是‘文化’，从而不免将‘文化’无限‘崇高’化、‘抽象’化。”因此，无论是语言学转向还是文化转向，它们都未能从翻译在整个翻译生态的位置的角度对翻译的本质进行反思，仅从语言学的视角或文化的视角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之间存在的认识论“鸿沟”问题，以致无法适应当代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以及为当代问题域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可见，翻译研究在两大转向的纠缠中已经失去了能够影响自身发展且能够具有生命力与阐释力的研究范式。翻译研究一旦缺少了范式，就缺少了思想动力，没有了范式与思想动力，当然也就失去了凝聚翻译学发展的能力，其理论创新能力与方法论示范作用必然要降低。再加上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各种所谓的“解构”与“转向”冲击，使得当前的翻译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纷乱局面。旧的研究范式已被动摇与排斥，新的研究范式又尚未形成，翻译研究自然陷入了迷茫的范式危机。而21世纪初根植于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并“开花结果”的“生态翻译学”（2013）让我们峰回路转，找到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正不断地展现其当代生命力与阐释力，既为当代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问题域转换，并将不断地开拓和深化当代翻译研究的问题域。可以说，立足于作为一种新研究范式的生态翻译学并从整体论视角出发对西方译论问题域进行反思与探讨，就成为当代中国译论研究中问题域转换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向。 二、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 许钧（2017：1）指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需要学界探求新的研究路径，以回应新时代翻译学提出的挑战。在历史发生急剧或者重大变化的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往往会催生新的思想与观念，同样也会引起某些困惑与思考。”作为当代中国译论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生态翻译学正是基于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生态学的视角探求翻译新的研究路径，谋求翻译新的问题域解答。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看，翻译研究的问题域强调翻译的适应性原则，以“共生”（即翻译生态、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为关注对象，注重翻译现象的生态分析、动态分析与复杂性分析，符合作为复杂性思维范式的生态翻译学的整体论思想。以生态翻译学为基础，我们能清晰地看出西方译论解释为何没能给翻译研究提供一种令人信服解释的根由。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对西方译论问题域的超越与转换有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跨学科研究背景（胡庚申，2009：126）。它既是基于西方译论问题域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对克服这种局限性的理论逻辑要求，也是基于中西译论问题域之间的矛盾解决而实现的。译学研究正是在这种不断解决矛盾，不断生成新的理论话题，并对这些话题展开研究的过程中，而不断向前迈进（谭载喜，2014）。 （一）基本原则的转换：从“对等性”转向“适应性” 目前，西方译论问题域中语言转换的“对等性”问题正逐渐被“文化转向”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趋向消解或搁置。语言转换的对等性“显然已经无法涵盖当今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内涵和外延，因为职业化时代的翻译无论是翻译的对象，还是翻译的方式、方法、手段和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这五大变化已经动摇了传统译论理念的根基，即以宗教典籍、文学社科经典为主要翻译对象和以译入行为为主要翻译方向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从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翻译时代，促使我们必须结合当前时代语境的变化，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位及其定义”（谢天振，2015：14-15）。因此，“对等性”所产生的问题域既不能适应翻译职业化时代的多元性多维度功能，也不能解释文化转向的跨文化转换而被认为是以追求对等性为核心宗旨而难以说明与解释翻译现象的复杂性问题。“对等性”问题域预设了翻译存在着客观、绝对的对等性等待着译者去发现，然而作为复杂多样的翻译本身却并未按照此模式演进；而且对等性因其远离了翻译生态、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的“共生体”而被“适应性”、“生成性”等所置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