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字符斷代論略

      漢字作爲記録漢語的符號系統，它的根本屬性應該在於它的使用功能，即漢字如何以它的形體記録漢語的“音義”、某“音義”又是如何用漢字來記録的。近年來漢字和漢語關係的研究逐漸被重視，對漢字使用現象進行個體的、類别的、局部的考察成果不斷涌現，角度也日益多樣，包括字符職能考察、語符用字考察、文本用字考察、個人用字考察、集團用字考察、斷代用字考察、用字比較考察等，以上研究均屬漢字職用研究的範疇。①我們認爲無論是字符職能或語符用字的梳理，關鍵問題或許都在於字符的斷代，弄清字符形體及其記録職能的產生和使用時代。要對字符進行斷代，所依據的“字料”必須真實有效。字料跟語料不同，語料反映的是話語，只要話語的結構和意義不變，用字可以不同；字料反映的是文字現象，要求記録語言的文字保持原形原貌。文獻流傳過程中語詞的用字不斷被改作整理時代的用字，只要不改變詞語的音義，仍不失爲語言研究的理想材料。但對於字符斷代而言，成書與刊抄時代一致或相去不遠的文本才能有效反映相應時代的用字面貌，距離著作時代越遠的版本改字現象越發嚴重，需要甄别離析的成分越多，利用的難度極大。所以張涌泉（2016）指出：“研究漢字的古今演變，要注意利用碑刻、寫本等出土文獻資料。宋以後的刻本文獻經過後人的傳抄翻刻，文字不斷規範化和當代化，通常只能反映刊刻時代的用字面貌，而難以代表古書撰作時代的用字實際。”但是不少學者對文本用字的層累性認識不清，進行用字斷代時不加甄別、籠統地採取一鍋煮的辦法，勢必影響結論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本文擬就文本用字的層累性、字符斷代的材料和方法、字符斷代的價值和意義等問題作進一步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一、文本用字的層累性

      中國的古籍原封不動保留原形流傳下來的十分罕見，今人面對的文本用字呈現出明顯的層累性，它是多個維度用字習慣的累積，尤其是輾轉傳抄的傳世文獻猶如“沉積岩”般，這是因爲：

      首先，漢字字符具有時代性。它一方面指漢字的記録職能具有時代性，由於詞義引申、同形、假借、異體分工、同義换讀等原因使得相同字形記録的詞項隨時代變化出現明顯差異，如“段”字現主要記録量詞｛段｝，但在魏晉南北朝以前“段”主要用於記録詞語｛鍛｝；另一方面指相同詞語在不同時代使用不同的字形記録，即裘錫圭（1998：170）指出的：“我們所說的用字方法，指人們記録語言時用哪一個字來表示哪一個詞的習慣。用字習慣從古到今有不少變化。”如表“種植”的｛樹｝在殷墟甲骨文記作从木从又的“权”，春秋至秦統一前追加聲符記作“”，楚文字或作“梪”等，秦統一後追加義符記作“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則簡化記作“树”。

      其次，文本用字存在“當代化”的現象。創作於前代的文獻流傳至後代，古字不爲人所識，爲破除理解障礙，以整理時代的社會通用字替换古字，已然成爲古籍整理的慣例，這種現象稱之爲用字“當代化”。李榮（2012：80）指出：“傳世古籍屢經抄刊，屢經‘當代化’。某字某種演變始於何時往往無法查考，始見於何書也難於查考。我們只能一面採用前人的說法，一面根據文獻來驗證補充。”太田辰夫（1987：375）也說：“看來把文字改成時髦的，這一點，從古到今所有的校訂者無一例外地一直在做。”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種穀第三》：“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辟。”同是記録地積單位｛畝｝，南宋紹興龍舒本作“畮”，明汲古閣津逮秘書本作“畝”。明刊本作“畝”疑是改字應是有道理的，明代著作明代刊刻的同時文本普遍作“畝”，宋元以前習用“畮”或“畝”字。

      再次，文本的特殊形成過程使文獻用字呈現滯後性，記録某詞棄相應時代習用字不用而以古字記録。文本輾轉傳抄或改編均有所本，傳抄刊刻或改編過程中有意無意都會受到底本用字習慣的影響。因此改編自前代的文本往往會保留前代的用字習慣，轉抄轉刻形成的古籍雖然經歷了用字“當代化”的過程，前代的用字習慣常會有改之未盡的情況。如周朋升（2010）研究發現今本《墨子》雖經歷代改寫，某些詞語却保留了戰國時期的用字習慣，可與出土文獻相互印證。又如馬楠（2013）發現敦煌写本P.3315《尚書釋文》所據作音義者爲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傳》，從中可見梅本“古文”多與正始石經古文或《說文》正篆、古文相合，並存在根據《說文》古文偏旁更造隸古奇字的現象，也往往與戰國文字相合，密合程度甚至超過正始石經和《說文》古文。

      

      此外，文獻用字帶有集團或個人的用字特徵，武周新字、新莽和太平天國的特殊用字俱是其例。文字的使用者是“人”，用字者的主觀偏好時刻影響着文本的用字呈現。作爲國家的統治者，他們對文字構形理據的特殊認識以及個人喜好都會對文本用字產生直接影響。如王觀國《學林》：“明皇不好隸古，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土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故有《今文尚書》，今世所傳《尚書》，乃《今文尚書》也。《今文尚書》多用俗字，如改說爲悅，改景爲影之類，皆用後世俗書，良因明皇不好隸古，故有司亦隨俗鹵莽而改定也。”崇尚典雅古樸的社會文化心理普遍存在於各個時期，文人雅士重視傳統繼承和文字構形理據，或是出於炫耀學識的需要，用字偏好古字，已被文獻的實際用字面貌所檢驗。《清稗類鈔·文學類》：“且我國文人好用古字，故每爲文，常搜羅古書中之僻字而用之，以爲矜奇。而其所用之字，自皆有本原，人於是皆以爲博，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爲文者也。”又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今就毛版《史》《漢》考之，《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漢書》成書時代晚於《史記》，用字却更趨古雅，與作者班固的個人用字“崇古”的習慣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