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专业自我建构及其影响因素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长春 130024;董玉琦,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外国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全球性教育改革和教师教育改革亟需建设专业的教师教育者队伍,以保证基础的教学质量和教师培养工作的质量。在教师教育实践取向的影响中,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转型成为大学教师教育者,当前似乎更受推崇。与我国大学教师教育者的职业路径不同,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多数是由中小学教师转型成为大学教师教育者,而伴随着职业转型,他们经历了一个专业自我的转变过程。分析显示,“教学使命”是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专业自我建构的根基,“教师的教师”是其专业自我建构的核心,而“研究者专业自我”则面临建构困境。实践型专业知能、绩效管理文化和专业交往是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专业自我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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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9)06-0117-12

       全球性教育改革和教师教育改革亟需建设专业的教师教育者队伍,发挥其在教育系统的核心影响力,以保证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教师培养工作的质量。受教师教育实践取向的影响,不具备中小学教学经历的大学教师教育者因对真实的一线教学情境了解不足,而在培养师范生的实践中受到专业性质疑。因此,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转型成为大学教师教育者,当前似乎更受推崇。那么,在大学教师教育的实践场域中,实践型教师教育者如何构建自己的专业自我,是否也存在专业自我的建构困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与我国大学教师教育者的职业路径不同,西方教师教育者多数在就职大学之前具有中小学从教经验。伴随职业转型,他们面临重新建构专业自我的任务,原有的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自我对其建构新的大学教师教育者专业自我的影响会逐渐显现,影响专业自我建构的环境因素和人际因素也会在专业自我转变过程中发挥各自的功能。因此,通过相关研究的文献分析把握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的专业自我建构及其影响因素,有益于从实践型教师教育者的主体立场理解他们的专业境遇、专业自我困境,也可为推进我国高师院校教师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之处。

       一、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的专业自我

       教师教育者是一个包括多个异质专业群体的统称。广义上,所有贡献于教师学习和专业发展的参与者,都可以被称为教师教育者,包括大学里的教育学教师、学科教育教师、学科专业教师、教育研究者,中小学的实习指导教师、负责院校合作的教师、新教师的师傅,为在职教师提供培训服务的私立机构中的专业人员等;狭义上,教师教育者则是指大学教师教育者。[1-2]传统而言,西方大学教师教育者的职业路径是由优秀的中小学教师转型成为大学教师教育者,因而,大多数西方大学教师教育者都有中小学的从教经历。相对于少数一直在大学执教的学术型教师教育者[3],传统路径下的教师教育者更为关注中小学校和未来教师的教学实践,并以教学实践者自居。[4]

       本文将要阐述的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是指西方大学教师教育者中曾有中小学校教师经历的、现在大学教师教育项目中肩负培养未来教师的实践职责的教师教育者。实践型教师教育者在入职大学后要经历一个转型过程,即从原来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自我重新建构大学教师教育者专业自我的过程。[5-6]班杜拉认为,人的大多数活动是在没有直接外部强化的情况下,由人的自我控制的。[7]自我是控制行为的内部领域,它不仅影响着个体如何行动,也直接关系到行动后个体的心理感受。教师教育者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之后的情感体验,都取决于他具有怎样的专业自我。所谓“教师教育者专业自我”是教师教育者对自己专业身份的内涵建构和意义赋予,是一个诠释“作为教师教育者,我是谁”的过程。

       二、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的专业自我建构

       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在职业转型之前,已经形成了经验丰富的、广受社会认可的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自我。在转型后的初任阶段,原有的教师专业自我能够为他们在大学场域中培养未来教师的实践活动提供相应的经验与技巧,所以,他们并不怀疑自己的胜任力。但是,伴随着实践与反思,这些教师教育者逐渐体悟到教学与“教”教学的不同、中小学生与成年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以及日益明朗的科研压力。因此,他们需要重构专业自我以维系内心的安全感,并为解决可能发生的专业问题提供自我策略。

       (一)“教学使命”是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专业自我建构的根基

       西方国家教师教育者普遍具有清晰的教学使命感,他们能够从学生的学习中获得满足感和专业成就感,非常确信自己对于未来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力。尽管大学鼓励和要求教师教育者做科研,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和个人对教师职业的热爱,西方国家教师教育者始终将教“教学”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教师教育者的专业自我不是围绕技术的熟练或者课程专家而建构。对“孩子们”的关怀和对教育的愿景是他们专业自我的本质。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对于未来教师的影响力,因而感到自己有义务在未来教师的成长道路上提供鼓励、挑战、提问和纠正。他们力图满足学生集体的需要,同时也尽力去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这种双重挑战贯穿于他们的教学。[8]

       如果专注科研,就需要减少在教学和学生身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这与“好”教师的价值观是不符的。教师教育者认为他们对教书育人的理解与践行决定了未来教师如何履行教师的职责。因此,他们自觉具有继承和传播教师文化的使命,认为在教学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如英国教师教育者认为自己的核心职责是培养未来教师,与学术身份相比,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教学的实践者。[9]在他们的观念中,科研型大学的价值体系是多元的,教师教育者是以培养教师的实践工作为大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在重视结果的评价体系下,学位证和教师资格证是学生专业水平和能力的证明,而教师教育者会逐渐从每位学生的个体成长过程中体会自身的专业价值。[10]

       (二)“教师的教师”是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专业自我建构的内核

       伴随工作经验的积累,实践型教师教育者清楚感知到以往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自我与当前大学的教师教育实践要求的不匹配。他们需要重新思考大学教师教育者应该教什么、怎么教,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在教学中的位置和职责。普遍来说,在建构“教师的教师”专业自我时,西方实践型教师教育者会遭遇三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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