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9)02-0076-15 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陶行知的关系论述已经很多，也比较模式化。消除各种主观因素干扰，探究客观原本的杜威对陶行知影响的真实状况，仍有较大的空间。 一、陶行知与杜威的交往 理清杜威对于陶行知影响的基础是明确陶行知与杜威的交往过程。现在发现陶行知与杜威的直接交往起点在哥伦比亚大学。 杜威是190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任教，直到1930年，他的思想影响在美国1905年就达到一次峰值；陶行知是1915年秋天从伊利诺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直到1917年8月离开美国回国。 在这期间陶行知与杜威有多少交往依然有诸多不确定性。从已有的史料看，现在能找到陶行知与杜威交往的起点或许不是在课堂上，因为杜威在哲学系任教，陶行知进的是教育学院，可能是直接在哲学系受教于杜威的同乡胡适将陶行知引荐给了杜威，因为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是“专治哲学，中西兼治”“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1]而奔着杜威来的；或者是直接给陶行知授课的杜威好友孟禄(Paul Monroe)的引荐。1916年6月16日，胡适的日记里夹了一张标明陶行知为杜威和安庆人胡天濬拍的合影照片，胡适还附有两行文字：“杜威(Joho-Dowey)为今日美洲第一哲学家，其学说之影响及全国之教育心理美术诸方面甚大，今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长。胡陶二君及余皆受学焉。”[2]从胡适的表述可以判定陶行知修过杜威的课，现有的资料看不出当年陶行知直接修了杜威的什么课，单中惠直接说：陶行知“选听了杜威开设的一门‘学校与社会’课程”[3]，陶行知听这门课当是跨学院的选修。可以确定当时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有多次直接交往。 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陶行知对杜威为主将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和实验主义教育方法是有高度认同的，这成为他得悉杜威到日本就产生要请他到中国讲学的动因。这一动因的第一倾诉对象依然是胡适。 1919年3月12日，陶行知写了第一封给胡适的信道：“三个礼拜前听说杜威先生到了日本，要在东京帝国大学充当交换教员，当头一棒，我觉得又惊又喜。”他惊的是“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日本先做去了”；喜的是“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而他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广些。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是好的”。[4]于是相约南北统一起来，写信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决定由郭秉文去日本的时候当面邀请。作为杜威来华的预热，胡适为《新中国杂志》向陶行知约稿写一篇《杜威的教育学说》，该文以《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为题发表于3月31日《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 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再次给胡适写信，说接到郭秉文从日本的来信，“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他就一口答应，……杜威先生曾发表他的意思说，除今年之外，还愿意留中国一年”[5]。他们商讨如何安排好这一年的接待，后决定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 1919年4月30日午后，杜威与夫人阿丽丝和女儿罗茜抵上海，“码头欢迎的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知行、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6]，杜威一家被安置在沧州别墅。5月1日，陶行知、胡适陪杜威夫妇参观《申报》馆。 1919年5月3日，杜威到中国的第一场报告由江苏省教育会举办，讲题为《用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用实验主义做教育的方法》(一说《平民主义的教育》)，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报告由黄炎培主持，陶行知组织，蒋梦麟翻译，毛泽东可能是其中的一位听众，对黄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7]。演讲前主办方分发由陶行知撰写的《杜威先生小史》。 此后，5月18日下午7时，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真正之爱国》，陶行知担任现场翻译[8]。5月25日晚，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共和国之精神》，陶行知担任现场翻译，各校学生听讲者3000余人[9]。5月底杜威离开南京，前往北京、天津演讲，由胡适等负责接待、翻译等事宜。6月24日，陶行知致信胡适，告诉留杜威在华一年的计划，“南京、上海方面准备合筹款4000元”[10]。此后由陶行知、胡适、凌冰等分别陪同杜威至各地讲学，并分担口译工作。 1920年4月6日起，杜威再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教育哲学十讲(宁)、哲学史十讲、试验的论理学三讲，由陶行知主持并翻译，历时3个月。 杜威在各地讲演由记录员把全篇讲词录下来送给日报和杂志发表，共有58篇，后来结集出版成《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单行本发行。这次讲学在中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1922年适应儿童个性发展的新学制确立，渗透到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影响深刻且久远。 1921年7月，陶行知、胡适欢送杜威回国。胡适在杜威回美国的时候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11] 陶行知办晓庄学校的情况杜威知道多少，缺少可信的资料。1929年10月15日，设计教学法发明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到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参观，并拍摄影片带回美国。在晓庄学校的演讲中，克伯屈充分肯定了晓庄实验，并承诺：“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中国的晓庄有一个的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施宣传出去，使全世界人知道。”[12]他是否回去向杜威介绍了陶行知的情况，没有资料证据。从未有确证的不少人传说1928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曾称赞“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①的说法推想，杜威当时知道陶行知在晓庄的办学情况。1930年陶行知被通缉后，杜威联合知名人士爱因斯坦、甘地、罗素、罗曼·罗兰等联名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销对陶行知的“通缉令”，说明杜威在关注陶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