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一度被视为旁枝末节难登大雅之堂，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笔者认为，阐释学理论的“视阈融合”与“变译”有相通之处，可以为“变译”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从而将其从语言层面的变译提升至文化层面的变译、哲学层面的变译。 阐释者“前见”的存在使得翻译终极目的在于“视域融合”，然而“视域融合”的“融合”带有一定欺骗性和蒙蔽性：首先，“融合”既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也可以作为一种目的，其次，“融合”并不等于彼此调和的完美状态，“融合”还可以表现为视阈“冲突”、视阈“重叠”，最终体现为文本原义的偏离，这就让“视域融合”与“变译”有了共通之处：“变译”是一种“视域融合”，“视域融合”也是一种“变译”。 此外，阐释学理论的“视域融合”将视域看作一个不断形成和交融的过程，以理解和对话的方式实现了阐释者与文本视域的“融合”，全新视域的形成再一次印证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本质；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语言融合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只有从语言、文化和哲学三个层面同时入手，不偏颇于任何一方的辩证理性探讨才能为研究翻译中的“变译”提供客观的理论基础。 海德格尔认为翻译就是转渡，最终目的在于“表达出词语背后的‘道说’。‘道说’的靶语表达就是转渡的彼岸目的”。①“转渡”这个提法耐人寻味，作为方式也作为目的的“转渡”既可以构筑翻译与阐释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解构翻译与阐释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渡”就是视阈融合后的“变译”。 “转渡”过程中阐释者无法避免偏离“彼岸目的”，极可能发生“变译”，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变译”又是阐释者与文本发生“视域差异”的过程和结果，表现为语言融合过程中的语言差异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然而，经阻断之后的“视域差异”同样可以创造全新视域，同样具有“文化融合”的重要价值，同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本再创造”，同样可以达到“求同存异”的翻译目的。 一、变译之“源” 从哲学层面分析，翻译的“变译”在于“视野融合”过程中的视域差异；从文化层面分析，在于“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从语言层面分析，在于“语言融合”过程中的语言差异。可见，无论是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还是哲学层面的“变译”，最终以“差异”方式加以表现，具体体现无外乎“直译”“意译”“归化”“异化”。 翻译过程虽然经历了“从异到译”“从译到异”“求同存异”的三个发展阶段，然而对“异”的研究从未停止。笔者认为，“异”就是翻译的根源，“异”就是变译的根源，针对“异”的各种探讨都是为了寻找“视域融合”的融合点。因此，翻译就是“求同”和“存异”的矛盾统一。一方面，“同一”的语言在“他者”语言中得到阐释和创造；另一方面，“同一”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到理解和延续。 （一）从“直译意译”到“归化异化” “归化异化”引入国内之前，我国翻译策略的探讨一直集中于“直译”和“意译”。从汉代支谦的“文质之争”到20世纪上半期鲁迅和梁实秋的直译意译之争，争论焦点围绕语言层面展开，这种翻译方法和策略的探讨虽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但囿于语言层面无法进一步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归化异化”之争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翻译研究“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②的“异”，进而实现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 “直译意译”到“归化异化”始终作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罗选民以大小写区分了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张智中将二者区别归结为“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异”；王东风强调“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③笔者认为，这种“得失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阐释者与文本的“视域差异”。 从具体操作看，“直译意译”与“归化异化”相互补充互为表征；从理论价值来看，一味纠结于“直译意译”只会禁锢思想，停留在语言层次的探讨无助于文化意义层面的提升，“归化异化”从文化、政治的高度对翻译进行探讨，将微观研究转而成为宏观把握。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归化异化”并非二元对立，相反，这两个概念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二）从“求同”到“归化” 传统翻译活动中的“求同”倾向为对普遍性的追求，即追求原作的忠实，这与最初翻译定义强调“意义”的语言性和追求“对等”的标准密不可分。 “翻译就是翻译意义”的“含意本体论”体现了“语言共性”“求同”和“普遍性”。奈达的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功能对等围绕着如何追寻恒定不变的意义。从具体操作上看，奈达的对等理论就是归化论：理想译文的标准是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产生相同反应，这种让译文读者安居不动的做法就是“归化”。 奈达之后，翻译的研究重点长期集中在语言层面的“对等”，无法跳出视野的局限性。实质上，从语言层面追求“对等”近似一种真空状态的理想境界。与此同时，翻译标准也被引向“忠实”——译文依附原文、从属原文、忠实原文。然而，一旦过分追求“对等”的“求同”，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以“归化”方式悄无声息地抹杀，翻译过程对源语语言文化的借鉴创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背离了翻译作为语言文化交流的初衷。因此，如何把握“求同”的度对译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如何通过研究“求同”的“归化”才是翻译作为文化交融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