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气词、叹词看上古汉语声调构拟

      1 引言

      上古汉语是否有声调引起了众多讨论（如王力1985：73-81；奥德里古尔2010；梅祖麟2010；郑张尚芳1987；潘悟云2000：154-163等）。近三十年来，奥德里古尔（2010）首倡的“韵尾起源说”影响最大，但学界仍然存在一些批评意见，如徐通锵（1998；2001）从方法论角度质疑汉藏语的声调能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聂鸿音（2003）、丁邦新（2008）就域外对音材料的可靠性加以考察等。总结来看，这些探讨深化了汉语声调起源的研究，但仍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当代学界的主流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认为能根据诗歌押韵等材料系联出上古汉语的各个声调（但调类的数量还有争议）；另一类认为这些“声调”彼此间的区别是某种音段成分而非音高。这两类观点我们简称为“古有四声说”与“音段起源说”（包含“韵尾起源说”）。相应的，持这两说的学者所使用的论述材料往往也有两分的趋势，“古有四声说”主要从押韵、谐声、通假、异文、声训等传统语文学材料入手，“音段起源说”更倾向于使用近代才关注的民族语关系词、域外对音等外部材料。这些材料性质不同，在论证上也各有薄弱之处。如根据民族语中声调产生的情况可推知汉语声调最早是音段特征的伴随成分，但这种伴随音高何时独立难以确定。而由于上古缺乏明晰的记音手段，除零散的汉藏同源词、域外对音、“譬况”注音外，大部分文献材料都只能反映上古声调的“类”——彼此的分合关系，而非上古声调的“值”——这些“类”之间的具体区别。这种论证材料带来的问题制约着上古声调问题的解决。上古音研究较为理想的论证过程是先从汉语文献记载上找到突破口，继而在学界建立起科学的比较原则之后（这一环节还有待完善）寻求民族语的支持，最后构拟出具有解释力的音值。而在内证环节上，“音段起源说”的论证稍嫌薄弱，需要补充。

      2 “音段起源说”已有的内证及其共性

      “音段起源说”并非完全不注重汉语文献。一方面，“音段起源说”能解释“古有四声说”提出的大多数文献现象。比如从构拟形式上看，“韵尾起源说”似乎只能解释《诗经》押韵中的同调自押，不能解释异调通押，但实际并非如此。一是，异调通押包括舒促通押，“古有四声说”只能将平入相押解释为例外或韵宽，而“韵尾起源说”构拟的（上声）、CVh（去声）等音节形式在同CV（平声）结构押韵时，要比与CVC（入声）结构押韵时，听感上的差异要小。平入可以通押，平上去自然也可以通押。二是，有学者认为《中原音韵》时代入声仍存在喉塞尾（麦耘2009：141），元曲作者为“广其押韵”而将入声与舒声通押，可见与CV可以押韵，这一现象也出现在现代的方言民歌中（邢向东2003）。

      另一方面，持“音段起源说”的一些学者在立论时也利用了汉语文献内证，并在方法论上存在共性。丁邦新（2008：332）通过统计发现《诗经》、《论语》、《孟子》三部书中的“双音节并列语”总是按“平上去入”的顺序排列，认为“这一种自然的词型如果用韵尾辅音来解释是难以说明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平声是-d，上声是，去声是-ds，入声是-t，我们无法了解何以收-d尾的平声字经常会出现在、-ds、-t或其他类似韵尾的前面，唯有从声调不同的角度才易于解释这种词型构成的缘故。”而潘悟云（2000：163）则认为，如果取消阴声韵的-d尾构拟，则可认为“上古的平声带零韵尾或响音韵尾，上声带紧喉，去声带擦音韵尾，入声带塞音韵尾，如按韵尾的发音强度从小到大排列，正是平、上、去、入。也许造成四声用力程度不一的原因不是调形，而是韵尾的性质。”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的解释力更强，因为如果认为汉语四声排列顺序由调型决定，那么就需要先假设《诗经》、《论语》、《孟子》所记录的语言的四声的调型完全相同，但该假设很难成立，因为这三部书在时间上从西周一直跨越到战国，在地域上也有方言之别。施向东（2004）统计了《诗经》象声词的声调，发现“平声最多，为33例，上声8例，去声3例，入声6例”，并在细致分析这些拟声词的语音形式后指出，“《诗经》时代阴声韵部的平声字没有塞音韵尾”，“上古汉语上声字有喉塞尾”。陈鑫海（2017）对非双声叠韵联绵词的声调分布状况做了考察，认为汉语四声产自音段特征，春秋时代上声已经发展出独立调值。

      这些研究都立论于文献材料而支持“音段起源说”。跟利用外部材料的研究相比，这类研究尽管数量少，但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一是研究手段上注重观察四声比例是否平衡。有些材料中的某一调类（多是平声）占比极为突出，如施向东（2004）考察的《诗经》拟声词就以平声最多。调类、调型与调值概念不同，在语音史上的发展轨迹也有差别。调类最为稳定，而调值发展最快，从而使调型产生变异。不同时地的材料在调类上的共同点不能用调型与调值来解释。二是研究对象上虽然引入象声词、联绵词等材料，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未得到充分利用，因为这些材料在构词上往往有语音理据，具有象似性，又偶尔突破语言固有的音系结构，被视为边缘成分。这两点共性启发我们可以就上古声调问题继续从汉语文献中挖掘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