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或训诂学一向被人看作饾饤之学，琐碎于字词之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然而，从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戴震语），舍训诂则无以明道。治训诂，“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语）。古代之文献典籍，未有不通训诂而能求其谛解者。是以训诂之义，亦大矣哉！尽管如此，今日之训诂学虽经古圣今贤筚路蓝缕以辟体系，①而井井然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训诂实践之全部。纵观秦汉以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无不有其独立之训诂而至今未能董理成体，以见古人苦心孤诣、以示后生治学之道。故而不揣梼昧，冒为古人立言、立科，于语言文字名物训诂之外，别立经学训诂、子学训诂、史学训诂、文学训诂之不同属类与体系，②进而指出：上述古代训诂学家实践但至今未能明确立科之四大体系，均有其相对独立之训诂对象、训诂原则及训诂方法。③下面发凡起例，依次而试论之。 一、训诂及训诂学简述 1.1 何谓训诂 何谓训诂？唐孔颖达曰：“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训诂（或诂训）就是“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黄季刚先生（1983：181）在古训之上又推进一步，他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④……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解释语言就要调动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声韵为训诂之资粮，训诂学为文字、声韵之蕲向。”（黄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标、手段和方法，黄季刚先生因此而创建了一套训诂学的理论。何九盈先生（1995：251）说：“古代训诂学几乎没有理论可言，所以也很难称之为‘学’。训诂学真正成为‘学’是从黄侃开始的。” 谈训诂不能不知训诂学，谈训诂学，不能不知训诂之缘起。“训诂”这一术语在西方语文学（philology）里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释圣经词语意义的一门学问。这和汉语“训诂”的意思和来源，基本一致；就是说，我们的“训诂”，也起源于解经。⑤最早使用“训诂”二字的是解释《诗经》的《毛诗故训传》。 1.2 当代训诂学的新发展 训诂学研究到了当代，在陆宗达和王宁两位先生的领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开掘和发展。传统训诂学最关心的是“词语的含义及其解释”，因此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从段玉裁以来就成了训诂学的核心议题。然而，从陆宗达先生提出文献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探索词义使用和演变的规律，是训诂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换言之，赋予训诂学以语言学的性质、探讨训诂原理、方法和规律，就成了训诂学当代的新发展。 首先，陆先生在《训诂浅谈》（1964：2-3）中明确指出：“训诂学就是以语义的分析、组合和语义的体系，以及解释语义的方法为研究的内容，尤其是研究汉语的历史语言。”又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里研究语言思想内容的一门科学，也就是语义学。”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把训诂学定义为语义学。 不仅如此，在陆宗达和王宁先生协力推进的训诂学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根据训诂的对象及其性质的不同，将训诂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研究的是实际语言材料里随文而释的词义；一种关注的是词典、辞书中综合概括的词义解释。前者王宁先生称之为“使用义”，后者称之为“储存义”。使用义和储存义的规律，二者独立分科以后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动规律的探索也硕果累累。陆、王的开拓与研究，可以说改写了近代训诂学的历史，不仅创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养出大批的年轻训诂学家。 二、训诂的属类与原理 如上所述，传统和当代训诂学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字词名物方面的语义阐释，语言之外的训诂问题，譬如经文的理义、词语的哲理、事件的来由、清词隽语的文学效应等方面的诠释，则不在其范围之内，至今也无人问津。然而，这些和字词训诂不同属类的训诂实践和内容，不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体系。它们相对独立于字词训诂，既是字词训诂的延伸，又是独立发展的结果；但长期以来学界没有给予它们独立的地位（它们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原则和理论）从而混同或掩埋于字词训诂之中而倍遭冷遇；不仅影响着词义训诂的判定（把不是词义的训诂混同于词义），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其他训诂属类和系统的存在。具体而言，字词训诂之外，传统训诂的全部实践之中，还有经学训诂、子学（玄学或哲学）训诂、史学训诂和文学训诂四大门类。这四个类别的训诂实践都亟待系统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当代训诂学的理论为基础，根据它们各自所属领域的原则和原理，建立一个彼此相关但又各自独立的“广义训诂学”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这应该说是当代训诂学家的一个时代使命。“非曰能之，愿学焉”，故而不揣梼昧，抛砖引玉，分别而试论之。 2.1 经学训诂的对象与原理 2.1.1 什么是经学 经学是研究六经的学问。什么是六经之学？《汉书·儒林传》有言曰：“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据此，经是“先王”用来教戒臣民的“典籍”，经学是“明天道”“正人伦”的治世之“法”。黄季刚先生在《论治经》一文中重申这一重要观点，并用之纠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他说：“《汉书·艺文志》谓六经者王教之典籍，章实斋本之，因有六经皆史之说。惟章语实有未合处。史学只是经学之一部分，经学于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经学为为人之学。”（《黄侃先生语录·论治经》）可见，经学是“垂世立教”的“为人之学”。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里更具体地发挥了经学垂世立教之“人学”观。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