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发展的历史，而研究汉语史所用的资料主要是书面文献。既然说是“主要”就不等于“唯一”，王力先生在谈到“汉语史的根据”时说：“现代活生生的口语就是汉语史的最好的根据。”[24]25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运用汉语方言的活材料来研究汉语史，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但这改变不了汉语史主要依靠书面文献来进行研究这个大格局。 传世的书面文献数量浩如烟海，再加上不断出现的出土文献，其数量更是大得惊人。但不是所有的这些文献都能用来研究汉语史。研究汉语史，要依据那些接近口语的文献，这是汉语史研究者共同的认识。汪维辉（2017）说：“虽然‘口语’和‘书面语’是两个内涵模糊的术语，有其不够科学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不纠缠于字面，这两个术语的所指大致上还是清楚的。”[22]这是很通达的说法。确实，汉语史的研究者都在使用这两个术语，而且大家心里都有大致相同的认识。但由于“口语”和“书面语”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此外，由此引发的“语体”的问题，近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也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一、口语、书面语和语体 （一）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 在谈到“口语”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把它和“书面语”相对而言，有的还把“口语”和“书面语”看作两种不同的语体，认为“口语”比较俚俗，书面语比较庄重。这种看法对不对？这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口语”？什么是“书面语”？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口头说的就是“口语”，书面上写的就是“书面语”。但如果是这样界定，那么，先不说历史上的情况，至少从现代汉语来看，“口语”和“书面语”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一个领导干部在会议上的报告，可以不念讲稿，但讲得很有条理，这应该是“口语”；如果记下来后印成文件，那就成了“书面语”。一本学龄前的儿童读物，上面写的故事，这应该是“书面语”；如果孩子照着书本讲出来，那又成了“口语”。但实际上，这只是语言载体的不同（是用有声语言表达还是用文字记载表述），而不是语体的不同。而从语体来看，领导干部的报告和儿童故事，不管是说的还是写的，确实是不同的；但领导干部口头上讲的话和记录下来形成的书面材料、书本上的儿童故事和孩子照书本讲的儿童故事并没有语体差别。 在上古汉语时期，情况也是一样的。《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然是“口语”；但由他的弟子和门人记录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那就是“书面语”。《左传》中有很多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当然是书面语；但其中也有不少对话和言辞，都是先由人们从口中说出，然后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比如，著名的“吕相绝秦”（《左传·成公十三年》）和“子产对晋人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都是外交官口中的言辞，应是“口语”；后来记录在《左传》中，就成了“书面语”。所以，如果这样来界定“口语”和“书面语”，那么，先秦的“口语”和“书面语”也没有本质的区别。通常都说口语俚俗、书面语庄重典雅，但“吕相绝秦”和“子产对晋人问”都是很有文采的，孔子评论子产的言辞时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显然，这种外交辞令在语体上是有鲜明的特点的，但这种语体特点是由于这类言辞的目的、功用决定的，跟是口头表达还是文字记载无关。 早在1961年，唐松波就说过：“现代汉语的语体总的可以分为两大类：谈话语体和文章语体。前者可以简称为谈话体，后者简称为文章体。不少人曾经混淆了谈话体和口语、文章体和书面语的区别。口语和书面语应该指的是使用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两种形式；而谈话体和文章体却指的是运用语言时一系列的差异。”[5] 唐松波说得很对：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述只是语言载体的两种不同形式，而不是两种不同的语体。就语体而论，口头表达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语体，文字表述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语体，并非口头表达都是俚俗的，文字表述都是庄重典雅的。 上古时期人们怎样说话，我们无法听到了，但从记录下来的话语来看，显然有的典雅，有的俚俗。比如，同是《左传》上的记载，“吕相绝秦”就十分典雅（全文很长，只引其中一段）：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左传·成公十三年》） 而下面说话的言辞（用下横线标记）则相当俚俗： 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
。”使其骖乘谓之曰：“
”役人曰：“
”（《左传·宣公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