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司机移动社区中的关系结构及支持研究

       “中国式信息主义的崛起代表着信息化了的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有可能成为21世纪城市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关键转折点”。①当下的工人群体，除了传统产业工人之外，还包括大量处于“平台+个人”新型用工模式下的劳动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等。这些群体通过网络平台与客户建立联系并提供劳动服务，为当下国内新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在2018年发布的报告，2017年6月到2018年6月，共有3066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②新经济语境中规模的逐渐壮大并不能隐去该群体在互联网劳资结构下的生存困境，其内部的挣扎、关联与互助可作为透视当下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一、网约车司机新劳工群体的形成及困境

       滴滴出行是国内目前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提到，希望在未来几年里，能够让司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③但就滴滴司机的群体来源及其当下的生存状态而言，“成为中产阶级”这一愿景并不现实。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393万是去产能行业职工，超过178万是复员、转业军人，还有133万失业人员和137万零就业家庭在平台上实现了新就业。④去产能职工及失业人员、无业人员构成了滴滴司机中的多数。

       2016年，交通运输部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的合法地位被认可，但各地落地政策松紧不一。2017年底，滴滴、易到及美团等网约车公司，在南京网约车市场展开补贴大战。为了增加收入，司机们经常一部车上挂几部手机，频繁变换平台抢补贴。2018年，南京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出租汽车市场规范管理的意见(代拟稿)》，这是国内首个针对网约车数量的管控政策。2018年，滴滴司机杀害空姐案发，滴滴出行平台因安全问题引爆舆论热点。滴滴司机在社会讨论中被贴上了“污名化”的标签。2018年11月，交通运输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部门及有关专家，开始对全国主要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对网约车公司的非法营运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在非稳定的发展语境下，滴滴司机群体一次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其内部亦逐渐分化开来，司机私下会以“正规军”“伪军”等戏称来区别身份。与此同时，补贴从圈地时的狂热回归理性，滴滴司机的收入整体缩水。

       本研究曾对“南京滴滴车主微信交流群”内一个月的聊天文本进行切词分析，使用JIEBA软件切出6404个词，然后对切词结果进行筛选，以词义和频率作为筛选标准，得到30个高频词汇，将这些高频词汇导入WORDART软件中生成词云图，如图1所示。研究发现除了“南京”这一地域性词汇外，“美团”“奖励”“单子”“刷分”等指向收入的词汇，“兄弟”“正规”“私家车”等指向身份的词汇，以及“公司”“外卖”⑤等与职业前景相关的词汇，在聊天文本中呈现为高频词。这些高频词指向了地域、收入、矛盾及关系的维度，由此亦可管窥滴滴司机的困境。滴滴司机的职业因互联网而产生，由于空间限制，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中的即时通讯平台来实现社会联结，形成主体表达，获取社会支持。本研究拟引入互联网社会支持的视角来关注这一工作时间长、收入回报相对较低的新劳工群体，考察其在虚拟社区中的关系结构及社会支持状况。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支持及互联网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与个体的日常生活相关，意指分担任务，交换信息，沟通情感；同时也与个体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如爱的愉悦，隔离的痛苦，家庭的联系，友谊的纽带等。⑥在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中，社会支持的研究取向与社会分化、社会隔离以及发展心理学中的情感依恋等议题交织在一起，迪尔凯姆(Purkheim)从个体与社会关联的角度出发，发现在缺乏社会连结(与家庭、与社会、与教会等的连结)的群体中，自杀取向更为明显；⑦鲍尔比(Bowlby)等学者从母婴交流的角度出发，指出婴儿期支持型的依恋关系对个体之后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⑧莫斯(Moss)将支持归纳为“关于归属、被爱、被接受、被需要的主体感受”。⑨科布(Cobb)提出社会支持“让个体感觉自己属于关怀与爱的传播网络中，能分享共同的责任”。⑩

       卡潘(Caplan)发展了“支持系统”的概念，更多地从功能的角度指出了社会支持系统有助于分担个体情绪，并可给予相关的指引与有形支持。(11)功能取向把社会支持视为满足人们具体需要的行为，在这种取向下研究者们尝试着对社会支持的内容做出具体划分，如班比纳(Bambina)将社会支持划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陪伴支持；(12)卡特罗纳(Cutrona)等人认为社会支持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情感支持、友伴支持、尊重支持、信息支持和实质性支持；(13)希尼(Heaney)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支持，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特殊社区的社会支持做了类别化的考察。(14)

       随着社会支持研究视野的逐渐拓展，研究者认为除了重视支持带来的后果，还应重视考察支持提供的缘由，即将社会因素纳入其中，研究什么样的网络连结提供了怎样的社会支持。阿尔布雷特(Albrecht)提出，关怀与爱是以“语言及非语言的沟通方式，传递于社会支持的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15)斯托克斯(Stokes)指出，社会支持的研究进展是引入了网络概念。社会网络“透过连结(ties，即关系)将节点(nodes，即个体)串连”，为个体提供具体帮助、情感支持、关爱以及尊重感。(16)这种结构取向的研究将社会支持视作一种结构性作用。从社会网络角度来考察社会支持，研究者通常将个体社会关系网的维度、深度作为衡量的指标。如李树茁等用社会网络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非制度社会融合问题，在社会系统复杂性、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复杂系统建模等领域进行了探索，分析出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复杂网络特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