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变革，受众的媒介消费习惯发生重大改变，新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不断涌入的传播主体跃跃欲试，多重压力之下传统新闻业不得不进行被动型创新。这些创新主要发生在新闻的内容生产领域(Bleyen et al.，2014)，希望通过广泛采纳与叙事相关的技术重塑新闻业的合法性(Tong，2018)。面向新闻业的未来，技术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Wahl-Jorgensen et al.，2016)。在数据、计算及媒介融合的推动下(Lewis，2015)，不断推陈出新的数据新闻及可视化正是这股新闻创新风潮的代表之一(Tufte，2001；Cairo，2013)。特别是线上新闻广泛引入信息可视化表达，以激发读者的兴趣、提升受众对新闻的理解并促进受众对新闻这一传播文本的重视。其实际效果如何?对此，相关的经验证据较为缺少。本研究将从受众的视角考察新闻业的创新，聚焦于受众对可视化新闻的体验。与以往偏重于信息处理的认知路径不同，本研究将借助可供性(affordance)视角，通过考察受众与可视化新闻的交互，理解这类新闻创新的特征与意义。 一、重新理解“阅读”：一种可供性视角 与传统印刷文本相比，采用信息可视化技术制作的线上新闻更多地展现出数字传播技术的复杂性。一是多模态性(multimodality)①，在传播研究中它通常指媒体的一种属性，即以不同的呈现方式(如文本、图片、视听)传达其内容，以吸引不同的人类感知系统(Sundar & Limperos，2013)。另一个是交互性(interactivity)，尽管并非所有的可视化新闻都采用交互的设计，但基于网页交互技术的可视化新闻作品在所谓新闻“透明性”(transparency)②、受众参与等方面意义非同一般。本研究中的交互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被技术所中介的社会交往，还包括人机之间的种种交互行为，包括搜索、点击、筛选等(Bucy，2004)。 从实践来看，新闻的可视化往往将视觉元素加入书写文本以提升信息的处理效率。但实际效果如何?面对这种采用多模态和交互表达的新型新闻文本，受众如何展开“阅读”? (一)信息处理过程理论及其局限 Severin(1967)提出的“线索累积理论”(cue summation theory)认为，受众接收到的信息线索越多，其处理信息的能力将因累积而增强。该观点与“双元编码理论”(the dual-coding theory)相呼应。所谓“双元编码”指人所具有的两套信息处理系统，一套专司语言，一套专司非语言(如影像、图像等)，两套系统同时并用，同一时间、同一信息以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形态进行传播，比单一形式更有效果，体现为更强的认知与记忆(Broadbend,1956; Paivio,1971)。与之相对，从早期的选择性理论到“有限容量模式”③都强调受众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Lang，2000)。受限于信息处理过程中解码、存储和提取的资源限制，各类信息载体的组合可能造成信息过载，损害人们对信息的认知(Mayer，2005)。 尽管经验证据更多地支持了“线索累积理论”和“双元编码理论”的观点(Griffin & Stevenson,1996; Michas & Berry,200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发现媒介的模态并非“多多益善”，反而是不同符号编织的文本中“语义重叠”(semantic overlap)程度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Walma van der Molen & Klijn,2004)。 总体来看，信息处理过程的理论解释更多地基于传统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强调信息传递过程中人脑对认知生成的作用。但这一解释范式由于忽视了情境的作用，偏重个体的认知活动，近年来不断受到批评。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信息处理过程所提出的问题与真实的生活相去甚远，对实践帮助不大(Hartley,1989; Wagner & Parker,1993; Kaptelinin & Nardi,2006)。特别在数字媒体时代，媒体实践当中的协作性增强，智能设备对于记忆的外放(off-load)功能凸显。人们的心灵不再是个体的，而是延展的、社会的，不少研究者提出，相关的传播研究需要从基于人脑的认知转换到具身的(embodied)、分布式(distributed)的认知范式(钟蔚文、陈百龄、陈顺孝，2006a)。 不难看出，基于传统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处理过程在新闻阅读的解释上朝着更为精细的方向前进，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模型解释，更关注与个体经验相关的能动性因素(Lee & Kim，2016)。与此同时，一种旨在考察新闻技术界面如何与受众体验交互的关系式视角有望为理解当下的媒介实践带来新的启发。 (二)从媒介可供性理解“阅读”体验 从目前交互式可视化新闻的文本构成来看，它包含了来自设计、新闻、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理念、知识、规则及惯例。如前文所述，认知范式的转变，也就意味着理解可视化新闻的“阅读”过程发生转变，我们需要从更具整体性的体验入手，不能将其简单视为单一的信息处理，特别是语言类信息的处理。受众对创新型新闻产品的使用，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和解码过程，而且包含了人之身心与数字工具的互动、与特定社会活动的互动等环节。 受益于数字传播时代的交互特性，受众体验更多地体现为用户体验。用户体验这一概念使用广泛，学术界对其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邓胜利，2008)。总体上，研究者认为用户体验发生在交互过程中，交互对象是用户、产品或系统，研究范围包括产品或系统的可用性、外观设计、用户情绪、动机、情感等影响因素(李小青，2010)。新媒介环境下，受众的媒介体验是以互联网等技术为中介的综合性体验，持续地整合进个体的日常生活当中(McQuail，2002)。因此，对受众体验的分析可借助多个学科的用户体验研究成果。 钟蔚文、陈百龄、陈顺孝(2006b)提出，可以透过“物质性”(materiality)、“可供性”(affordance)④和“技艺”(craftsmanship)理解数字时代人和数字工具的互动。物质性，指的是工具构成的要素，当代传播媒介的物质性既包含声光电化、纸张文字、超链接等具体物质元素，也包含这些要素的组织规则。技艺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使用特定传播工具需要具备相对应的技能，二是创造性使用传播工具的艺术。而发生于主客观交互之中的可供性则连接起物质性和技艺。 “可供性”(affordance)是美国心理学家吉布森在20世纪70年代末(Gibson，2014)提出的概念。为了解释动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他在英语动词“供应”(afford)的基础上自创出这一名词。所谓环境的可供性，指的是环境向动物所提供的东西。吉布森的可供性概念体现了动物与环境之间的互补(complementarity)，强调一种关系式的研究视角，被视为生态心理学的重要代表。但由于吉布森的可供性定义模糊不清，自提出后就引发极大的争论，其追随者也对这一概念各自阐发，相关论点包括：可供性是环境的倾向属性(Turvey，1992)、可供性是动物-环境系统的浮现(emergent)属性(Stoffregen，2003)、可供性是环境中的资源并为动物活动过程施加了选择压力(Reed，1996)等等。 尽管可供性不能被清晰、逻辑地表征，但它为科学心理学所遇到的瓶颈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解放性的视角，受到多个学科的重视(罗玲玲、王磊，2017)。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工业设计、人机交互设计、环境设计、人工智能等工程相关领域，研究者和行业人员通过可供性深入了解用户体验，以改进设计方案。其中，诺曼对设计活动中可供性的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Norman，1988)。诺曼的阐释强调可供性是事物的属性与决定其如何被使用的行动者的能力之间的关系(Norman，2013：11)。但诺曼的着眼点在于倡导一种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原则，以可感知的可供性(perceived affordance)指导和改进设计。总的来看，设计领域更关心被感知到的可供性所产生的结果，更接近诺曼后来提出的“示意”(signifiers)概念(刘建军、宋明亮，2015)。 在传播研究领域，特别在与技术、组织相关的研究中可供性概念日益受到重视(Hutchby,2001,2014; Pozzi et al.,2014; Leonardi,2011; Majchrzak et al.,2013; Leonardi & Vaast,2017)。但这类研究对可供性的使用存在明显的局限，更多地聚焦于个人层次，往往考察某种具体的信息传播技术，并且缺乏时间上的纵深变化(Ellison，Gibbs & Weber，2015)。以手机为例，仅此一项就有超过50种可供性描述。不难看出，应用于具体传播媒介的可供性分析显得较为繁复。不少研究者倡导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可供性，避免指向单一媒介(Sundar，2008)。 近年来，Evans等(2017)梳理了传播学领域有关可供性的使用状况。通过对188篇论文的分析，研究者发现尽管都在用同一个词汇、都引述了吉布森的经典解释，但各自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其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理解是将可供性等同于特定技术的某种特征或功能。针对这一状况，Evans等提出了一套识别可供性的标准，强调了可供性发生于主客体之间这一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为可供性概念在传播领域的规范使用奠定了基础。 Rice等(2017)提出一个媒介可供性(media affordance)的概念，指的是在媒介潜在的特性(或功能及局限)之下，与行动者的需求或目标有关，并且在某一特定语境之中行动者感知到的他们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媒介展开行动的潜能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新媒介的可供性，潘忠党将其分为三部分：信息生产的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和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生产可供性关注人们如何对新媒介(例如平台、应用等)开展设计、使用及选择的；社交可供性关注人们如何利用新媒介开展社会交往；移动可供性关注人们在时空点上的自由度。透过新媒介可供性分析框架，研究者有机会深入理解技术与使用者的界面以及社会结构与体制之间的界面(潘忠党、刘于思，2017)。 基于这些研究发现，本文认为通过可供性概念讨论新媒介与受众的关系，有望拓展“阅读”的内涵，将一种以信息处理为核心的线性过程，调整为一种关系式的探讨。具体到本研究所关注的可视化新闻，考察的重点将落脚于受众与这一媒介交互的生产可供性，兼顾其社交可供性及移动可供性。 (三)可视化新闻可供性的物质性基础 如前文所述，可供性是一种发生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它既具有不因主体感知而变的物质性，也发生在感知及认知的过程当中，并与环境或情境有密切的关系。使用可供性展开分析时，难免陷入概念界定不清导致的困境。为此，本研究将借鉴钟蔚文等提出的框架，兼顾可视化新闻的物质性以及受众在“阅读”过程中的技艺两个方面，聚焦于二者的互动，并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场景当中加以解读。 本研究试图建立以下论述框架：首先，从可视化新闻的物质特性入手，归纳出这类媒介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见表1)，为受众体验访谈提供参考；其次，通过经验材料归纳和梳理特定受众在具体情境中对可视化新闻信息物质性的感知；再次，在焦点小组访谈的基础上，尝试理解受众“阅读”此类信息的种种技艺。通过对物质性和技艺的连接，考察交互式可视化新闻的可供性问题。
从物质性来看，可视化新闻除了传统的文字、图片、视音频，还有信息图表这样的媒介材料。在可视化新闻的多模态表达中，各类信息图表已摆脱早期类似于照片的功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表达，并起到关键的作用(Lester，2014)。设计师Cairo(2013/2015)曾经提出一个适用于信息图表分析的工具“可视化轮盘”。来自信息科学的研究团队将“轮盘”的内涵进一步抽象，通过实验建立更为有效的测量。基于Locoro等(2017)在信息图表物质性测量方面的工作，本研究将交互式可视化新闻的物质性概括为信息质量和交互性两个层面。信息的形式品质包含三个方面，即直观、优雅和吸引力。信息的内容品质主要包含简约、明晰及信息量三个方面。交互性则区分为交互的实用性和易用性。实用性包括效用、效率和满意度三个方面。由此建构一个初步的可视化新闻物质性分析框架。 二、资料采集 作为一项初探型研究，本文综合采用了“访谈”、观察与焦点小组相混合的研究方法。访谈信息的采集主要通过结构化的在线问题列表来展开，由被访者一边阅读真实的交互式可视化新闻页面，一边在线填答相关问题。通过自我报告的形式采集被访者的偏好、动机等信息，带有一定的自反性。受条件限制，本研究未能开展客观信息的后台采集。观察法主要考察被访者在特定场地参与研究的种种表现，例如电脑熟练程度、相互之间的交流、新闻网页操作的细节等。焦点小组则主要了解被访者日常生活的情景、新闻消费的习惯、对新闻创新的态度等信息。参与者的招募力争实现就读阶段、专业背景、性别等因素的差异最大化。最终，复旦大学18名在校生参与了本研究所有资料采集流程⑤。
(一)文本情境 本研究的访谈设置了一个特定的使用场景：基于台式电脑网页的真实可视化新闻。这个交互式作品为财新网“数字说”栏目的“从调控到刺激：楼市十年轮回”⑥。该文本基于网页技术，内含五个标签页，封面“楼市十年”(图1)和“结语”为静态网页，中间的“房价地图”“环比分布”“房奴计算器”(图2—图4)均为交互页面，受众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输入、筛选、提取和检索。交互信息图表类型丰富，使用了地图、折线图、柱状图等多种图表类型。从内容上看，这个可视化新闻的主题“楼市”是与中国广大民众息息相关的热门话题，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此外，该作品曾屡获数据新闻领域重要奖项，为当时中文数据新闻及可视化领域的重要代表作品⑦。在内容、形式及代表性等方面，这个新闻作品与本研究要考察的问题较为契合。 在具体执行步骤上，被访者需要在浏览该新闻作品的同时，同步填答访谈问题。相关问题列表以问卷的形式存放于“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基于前文所概括的有关物质性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访谈的话题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有关新闻文本形式，包括直观、优雅、吸引力等美学体验；二是关于新闻文本内容，包含简约、明晰、信息量等方面；三是有关新闻作品的交互性，包括实用性和易用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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