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 10.16602/j.gmj.20190014 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传播政策、理论与实践历经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1978年到1999年)，以对外宣传小组成立为起点，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开始逐渐恢复起来，组织上对外宣职能部门进行体制改革与业务重组，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国家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外宣思想路线，呈现出从“宣传”向“传播”的理念转型。第二次浪潮(从2000年到2017年)，以中国政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为起点，中国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化发展，媒体产业格局再升级，“央媒”在海外“抢滩登陆”后进一步纵向“深入”海外市场，在中央国际传播规划的指引下，逐渐向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传播体系发展；在新兴信息传播技术(ICTs)的影响下对外传播话语逻辑与形态呈现出向“跨文化传播”“精准传播”理念过渡的趋势。第三次浪潮以2018年“三台合一”为起点，媒体融合步入新阶段，全媒体格局加速发展，“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在世界传媒秩序中逐步实现“局部破局”以及“于我向好”局面出现；但是，在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新兴力量博弈形势下，国际传播已经事实性地超越信息传递和产业布局的初衷，正拉开全球性战略传播格局的重组生态下，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重组的宏大序幕。 传媒秩序是政治秩序的副产品。在国际形势愈加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人肩上的担子愈加多元和沉重。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原本沉寂的史料，用今天的形势和视野来看，其意义和价值或非同一般，其建构发展的历程或更让人沉思。本文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宣格局和实践的梳理，意在回顾中反思，对比中借鉴，评述中建构，期冀有助于新一轮全球传播格局博弈的中国道路思考以及国际传播理论的建设。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第一次浪潮(1978-1999) (一)整改架构：从上到下对外宣职能部门进行体制改革与业务重组 首先，中国对外传播40年的第一次浪潮，逐渐从“美苏模式”中脱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内宣—外宣”分立，党政双管体制。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效仿“美国模式”在政务院框架下设立新闻总署，新闻总署中专门负责外宣工作的是国际新闻局，主要工作是编发外文新闻稿件、出版外文书刊和管理来华外国记者。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只保留了出版业务，行政上隶属出版总署，业务上接受中宣部领导。涉外记者管理事务被归入外交部情报司，新闻事务被并入新华社。1955年，周恩来总理将外交部情报司改为新闻司，除了负责涉外记者的管理外，还负责对驻外使馆的宣传业务的审理。1956年，中共中央又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外宣工作由苏联中央对外事务部负责)，决定把外文出版社从中宣部归入对外联络部。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宣部负责管理“内宣”，中联部负责管理“外宣”，外交部负责管理“外宣”的“外国人”和“大使馆”，这种组织架构导致了新华社和广播局等媒体单位出现了“政出多门”的局面，而同属宣传口的新华社、广播局之间却彼此孤立，缺乏业务交流。 为了加强中央对外宣工作的统一管理，1958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调整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领导问题的报告》，报告决定一切外宣方针和政策统一由中央外事小组进行领导，外事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设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外文委，成为外宣工作的统筹机构，负责统筹和协调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外交部等有关宣传机构。至此，外宣工作的管理由一个部级下属机构升级为中央直辖的独立机构。进入60年代，初具雏形的外宣组织框架受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一度失效，“中央广播局、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都贴出大字报，新闻宣传工作濒于停顿”(龚育之，2008)。对外广播充斥着“左”派思想，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回忆当时偶然听到的中国对外广播的情况时谈到，“一个女孩子操着蹩脚的俄语说了一通后，再由一个小伙子骂我们……这些中国广播节目，都千篇一律地像念祷文似的重复毛的语录!并顺带着对毛加以颂扬”(赫鲁晓夫，2006，pp.23-24)。 受国内政治动荡与外宣工作失利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与国际形象急剧恶化。1967年，中国与48个建交国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与外国驻华领事馆数量锐减。70年代初期，宣传机构如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局，继续由“文革”小组掌控，而中共中央侨务委员会、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外事小组被并入周恩来总理分管的外交部。外事机构与宣传机构形成了“两分天下”的局面(姚遥，2014，p.216)。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开始陆续与6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文革”结束后，政治气候逐渐明朗，外宣机构开始恢复与调整。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恢复运行，中宣部设立了专门负责外宣的统筹机构——对外宣传局。 上述进程都可视为中国国际传播第一次浪潮的前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外宣工作纳入改革开放的整体规划之中，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迎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浪潮。新华社原社长朱穆之曾在接受《对外传播》杂志专访时，说到“对外宣传工作是应运而生，应什么‘运’，就是开放之‘运’。要对外开放就要对外宣传，越开放越要对外宣传，对外宣传是对外开放题中的应有之义，要开放，而不对外宣传是不可思议的。就像开店铺一样，开张时就要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放鞭炮，否则，谁知道你开张”(申宏磊等，2008)。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开始着手重组领导外宣的骨干力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决定“搞个对外宣传领导班子”。1980年4月，胡耀邦从中联部、中宣部、外交部、文化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等外宣机构中抽调骨干负责人，组成了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对外宣传小组归两个小组领导，一个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一个是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申宏磊等，2008)，依旧处于“外交与宣传的交叉点”(周庆安、吴月，2017)，基本还延续着“文革”前的管理模式。作为外宣工作最高领导机构的对外宣传小组其实只是一个决策与协调机构，而非实体机构，小组本身不设编制配额。在中央外宣小组的牵头与组织下，1982年的全国地方对外对台宣传工作会议和1986年的第一次全国对外宣传会议纷纷召开。中央外宣小组还首创了新闻发言人制度(1982)，极大地推动了政府新闻事业的透明化、日常化和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