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内，能冲破“左”倾错误的樊篱，从而走上正确路线的道路，张闻天要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长期以来，对张闻天政治思想的转变，研究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肯定他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具体背景如何，突破口在哪里，研究往往竟告溯如。本文认为，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主要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他参与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后，最直接接触了现实的实践斗争，引发了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思想，开始了思想转变的曲折历程。因而，本文旨在通过简述张闻天关于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理论，以说明张闻天思想转变的现实背景与实际内容。 一、在“左”倾阴影下的徘徊 1932年底，张闻天离开上海“临时中央”，绕道汕头于1993年1 月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与此同时，在上海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局，也被迫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张闻天出任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显然，这种分工使张闻天必须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过，这倒使他能充分发挥才智，去撰写一些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关于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理论阐述，绝大部分就是从此时直至红军长征前夕完成的。 刚进入苏区的张闻天，对于眼前的一切并不完全熟悉与适应，相反，“左”倾思想在其头脑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一个明证，就是他参予了1933年2月中旬开始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领导。 张闻天不仅著文指责“罗明路线”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的具体表现。”〔1 〕并且在行动上还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分别于2月与3月来到福建的汀州和江西的会昌、寻乌、安远，直接领导了这些地方的反“罗明路线”。对于这场力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巩固“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实际政治地位的错误斗争，张闻天表现出了不明智的热情。 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闻天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建树，却表现出求实的态度。一方面，张闻天承认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积极意义，并作了理论上的阐发，然而，这恰恰是在“左”倾阴影下的一种艰苦探索；另一方面，这种探索是极富意义的，因为它不是也不可能脱离苏区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环境作凭空的臆说，因而这一探索全过程倒显露出张闻天的思想从“左”倾错误的樊篱中逐渐解脱出来的心路历程。 二、一个突破口——对《劳动法》的批评 自江西的反“罗明路线”发动起来之后不久，这一斗争即由罗迈（李维汉）领导，而张闻天则根据中央局常委内的分工，主管政府工作。由于参与领导政府工作，使张闻天有可能较多地接触和了解政权建设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主张。 在一篇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文章〔2〕发表后的第4天，张闻天出人预料地发表了题为《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呼吁对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进行修改。文章列举了许多实例，对《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左”倾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有实据的批评。这篇文章不应仅仅看作是张闻天对法律条文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如人意状况的批评，其重要性应当在于文章标志着张闻天摆脱“左”倾错误的矛盾思想历程的开始。 实际上，之所以称之为矛盾思想历程，显然是在于张闻天的反“左”观念，此时并未成熟为自觉的政治意识，党内斗争的反“罗明路线”，即是实证。然而，通过苏区最实际的政府行政工作，使张闻天看到了“左”倾错误对苏区各项建设的危害。张闻天在文章中认为：“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3〕这一结论， 张闻天认为是完全根据《劳动法》实施“一年半的经验”〔4〕得出的。张闻天提醒人们， 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角度考虑，“《劳动法》的执行，决不能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相抵触。”〔5〕之所以要站在这种高度看问题， 其中的原因，张闻天认为有如下两点： 第一，《劳动法》的有关条文显然较适应城市工人的劳动状况，而不适应农村的农民群众，尤其对苏区的农村企业发展不利。因此，“《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是有害处没有好处的。”〔6〕张闻天告诫说，《劳动法》的机械执行， 影响到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这对于苏区政权的巩固极为不利。鉴于此，苏区政府必须重视这种状况，并着手解决它，“不能简单的以‘这是落后的农民意识’一句话，把实际的情形掩盖起来。”〔7〕 第二，张闻天强调，经济生产的发展是苏区政权建设的基础，而《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在这一点上并无法使人乐观。由于教条地推行《劳动法》的原则，机械搬用城市中的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严重脱离了苏区的生产实际，致使工商业凋零、劳动合作社倒闭、私人资本的萎缩等现象严重存在。张闻天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应当是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形，在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下，灵活地、具体地考虑处于农村的苏区经济发展特点，有“伸缩性”地执行《劳动法》，而不是“官僚式的下命令。”〔8〕 张闻天虽然对《劳动法》有关条文的机械执行采取了批评态度，但他无意否定这个法律；他所做的，与其说是对修改《劳动法》某些条款提供实际建议，倒不如说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方针政策必须适应实际情况作理论辩护。这是从“左”的阴影中走出来的重要一步，也是张闻天思想发展历程上的关键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