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之所以能够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并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因素诸多，其中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以及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对其的争取应是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的毛泽东在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确定了正确的统战原则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立即着手重新制定党和红军的对敌策略，12月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调整到“联蒋抗日”的方针。这时，中共把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争取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作为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的中心环节。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认为：“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1〕 1935年11月，为了分化来犯之敌，争取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合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指出：只要不打红军，不进攻苏区，红军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一号召对争取团结东北军起了很大作用。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有20 名将领联合署名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在这封公开信中，毛泽东等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东北军的阴谋；针对东北军的处境，明确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不是东北军的前途，而是东北军的绝路，联共抗日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政策产生很大影响，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路”〔2〕。 4月，毛泽东为更有力地推进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 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做争取张、杨两军工作。6月，又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 叶剑英、朱理治等为委员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3〕。 毛泽东并派以叶剑英、朱理治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为了进一步明确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20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强调指出：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4〕。 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 由毛泽东负责领导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的工作。根据形势的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协调、“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二、争取俘虏，使其成为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俘虏。1935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司令员林彪，令尽快放回被俘的东北军106师的几名军官，并速与106师师长沈克交涉，只要沈克答应反蒋抗日，红军即将106师被俘获的人枪一律退还。同时，又致电聂、林， 命令：无论沈克有无确实回答，军团准备撤回，解除对106师的包围， 以示真诚地争取东北军中、下层反蒋抗日〔5〕。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做东北军俘虏的工作，把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中、 下级军官120多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白军军官训练班”，由中央领导人亲自讲课。毛泽东在讲红军优待俘虏政策时指出：“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毛泽东还指出，希望这些有军事素养的东北军军官们，将来在抗日战场上显出英雄本色。在这些俘虏中，东北军619 团团长高福源在沟通中共与张学良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高福源被俘后，通过教育，其思想认识有了根本转变，由敌视红军转而认识到红军抗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是真诚的，因此主动提出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6年1月， 毛泽东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派高福源回东北军，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张听了非常感动，令高速回陕北，请红军派一代表来东北军正式商谈。高返回陕北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他，肯定他为沟通中共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联系而进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继高福源之后，毛泽东还接见了被俘的东北军参谋长刘德裕。刘回到西安后，也向张学良做了一定工作。 由于毛泽东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的东北军士兵不歧视、不打骂，生活待遇从优；红军每天给他们上政治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不少俘虏很快就看清了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政党，是坚决抗日的中坚。根据自愿原则，大部分俘虏被释放后又回到东北军中，他们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经过他们“神奇红军”、“神圣抗战”〔6〕的宣传，使东北军广大官兵改变了以往对红军的看法， 认清了他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此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发生了由仇敌到战友的深刻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