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发表余湛、 张光佑的文章《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一文之前，我国出版的有关著作、文章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毫无例外地引用下面这个说法来证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没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西柏坡，转达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口信，劝我军不要打过长江去，建议同国民党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余、张两人通过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和访问一些权威人士，在文章中努力证明上述说法是错误的，米高扬没有转达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口信。〔1〕 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对斯大林是否劝阻过长江问题的激烈争论，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向青教授针对余、张的观点，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发表文章，认为米高扬的确转达过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警告， 试图阻止解放军过长江。〔2〕近年来， 中俄双方的当事人相继发表回忆录，俄国也已经把前苏联有关这段历史的一些档案文件公诸于世，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因此，今天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斯大林是否劝阻过长江这一历史疑难问题。本文主要利用新披露的材料，谈谈几点认识。 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源于毛泽东谈话 正如向青教授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有关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的确是出自毛泽东的亲自谈话，并非党内的一个传说。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名的文章《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首次公开披露毛泽东有关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该文作者称在1957年4 月亲自聆听毛主席说：“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的局面）。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3〕尽管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没有点明， 我们可以从王方名的文章中看出，当时毛泽东显然是在批评斯大林的。因为该文这样写道：“主席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责备的。’主席说：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我，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这同后来师哲所回忆的斯大林在1949年12月16日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的谈话相吻合。〔4〕 大概是从《人民日报》登载王方名的文章开始，中国学者们在文章、著作中把斯大林企图阻止解放军过长江作为批评当时苏联不积极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证据。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正值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这个说法因而十分流行。 在《人民日报》发表上述文章后，又有一些权威人士公开谈到毛主席的有关言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在1949年初就已经说过这番话。党中央迁来北平之前，他于1949年3月25 日在西柏坡曾说道：“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5 〕此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谈到此事，它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很多老同志所熟知的问题。例如，汪东兴在日记中记载，1949年12月27日，“毛主席和我谈到与斯大林会谈的一些情况。斯大林原来受雅尔塔会议的影响，坚持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忙打过长江，要我们先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 〕毛泽东曾经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957年10月2日， 毛泽东对尤金说：“……当我们同蒋介石的军队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时，斯大林想使我们不要同蒋介石作战，而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斯大林的这种政策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难。”〔7 〕1982年11月，杨尚昆在会见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时，表述得更明确。他说：三大战役之后，米高扬来中国，曾经转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过长江。〔8〕 因此大概可以肯定的是，先在党内流传、然后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有关米高扬来西柏坡转达斯大林口信，劝阻过长江的说法，源于毛泽东之口。 米高扬没有转达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口信 虽然目前还不能说有关米高扬是否代表斯大林阻止中共过江这个争论问题已经完全得到澄清，但是新近披露的材料更接近余湛、张光佑两人的分析和判断。 根据师哲的回忆录，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到达西柏坡， 在此呆了大约一个星期。由于米高扬的中文翻译叶夫根尼·科瓦寥夫（小科瓦寥夫）口译有困难，师哲承担了米高扬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会谈的全部翻译工作。师哲指出，米高扬在同毛泽东会谈时声明自己“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他认为，斯大林让搞‘南北朝’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米高扬也不可能向毛泽东转达斯大林劝阻过江的口信。〔9〕师哲还指出，在毛泽东初次会面米高扬时，“首先， 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我们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10〕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同米高扬会谈了好几次，“谈话中米高扬一般不插话，也不表态，他曾明确表示，他只带耳朵来听，一切问题待他回去向斯大林汇报后，由斯大林决定。”〔11〕 俄方有关当事人也否认米高扬曾经转达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口信。陪同米高扬来访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伊万·科瓦寥夫几年前也就此发表看法。科瓦寥夫称，他参加了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的所有会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苏联帮助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他肯定，没有听到米高扬建议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去。〔12〕更为重要的是，1960年9月22 日米高扬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他在1949年1、2月间中国之行情况的书面报告最近已被公布，从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米高扬到西柏坡的使命及其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内容。米高扬在这份标明“绝密”的报告中说，他于1949年1月30日抵达中国， 在那里逗留到2月8日。米高扬没有提到他曾经转达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口信。相反，他向毛泽东申明：“我们党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米高扬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不仅没有建议中共不要过长江，而且主张尽早完成对中国（南京、上海等）主要工业中心城市的占领和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中国革命政府。〔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