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强，多少仁人志士殚心竭力，苦苦探索一条条救国救民的方案，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太平天国革命，“与番人并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华儿女“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抛头颅，洒热血，“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1 〕中华儿女的热血和行为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漫漫的黑夜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决心“走俄国人的路”，〔3〕开始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又在斗争中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思想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也由民主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战斗中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都经历了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这种转变对他们以后发展的影响不尽相同。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李大钊敏锐觉察到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革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之采色者也。”〔4 〕以后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正是由于李大钊对十月革命抱着极大的热情，以及意识到“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5〕正是由于这一立足点的变化， 并在以后的“直接行动”中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转变中，李大钊思想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批评过陈独秀因不满中国混乱的现象而产生的悲观厌世情绪（见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认为：“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绝望自灭”，他坚信“吾民具有良知良能，乌可过自菲薄，至不侪于他族之列。”〔6〕这体现了大钊同志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中他不仅愤怒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内反动军阀，而且揭露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当举国欢庆协约国的胜利，庆祝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胜利的时候，他却公然提出：“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7 〕正是李大钊具有比较明确的民族革命和爱国精神，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使他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他在欢迎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时，也达到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而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实践中彻底地实现了这一转变。 陈独秀由于处在同封建主义思想激战中，没有觉察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而且，五四运动前，陈独秀一直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对帝国主义抱有很大幻想。在反对军阀纷争时，甚至提出诸如“希望外国干涉”，“欢迎英美舰队”之类的错误主张，表现了他对英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直至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才粉碎了他对帝国主义的迷梦，他才把和会称之为“分脏会议”，并表示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8〕后又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以及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陈独秀也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标志是1918年12月同李大钊联合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9月发表了《谈政治》一文， 在文中明确表示了赞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基本上实现这一转变，但其转变是不彻底的，他没有主动地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没有系统地研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其日后悲剧命运下了注脚。 和许多先进分子一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斗争的实践中，李达也使自己由爱国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5月， 以李达为首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坚决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活动的失败在李达走向马克思主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6月回东京后，李达又潜心攻读马列主义， 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其日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建党两年后，他却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自认为对革命的实际工作不够积极，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9 〕虽然他对革命采取消极态度，但仍然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 （二） 列宁说：“马克思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证实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扩大，这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反动军阀“诬蔑信仰和宣传“过激主义”的进步人士和刊物为“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异端邪说”极尽诬蔑之能事，同时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也开始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但是真理从来就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的猛士”愈战愈强，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顽强的战斗品质和捍卫真理的勇气，在极端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同反动政府以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斗争，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