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陈友仁、彭泽民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左派对社会主义一直不断地进行探索。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缺乏系统论述，本文拟对此作点探讨，以求教正。 一 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民主主义革命者，国民党左派不仅旗帜鲜明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忠实地奉行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爱国民主的立场，与危害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而且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对社会主义仍然苦苦求索。这种奇特历史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开始暴露出无数弊端。20世纪初，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正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因而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贫富悬殊、阶级冲突、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破产和经济危机，以及少数大地主与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和垄断政治大权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革命运动因而逐渐兴起并且走向高涨，极大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这样，资本主义世界便开始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国民党左派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 其次，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20世纪初期，随着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思潮取代民主主义思潮澎湃全球。国民党左派亦受到了这股新的、进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思潮冲击与影响，从而投入了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之中。 再次，国民党左派人士都具有不断革命勇于进取的精神。正因此，他们在从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必然对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揭露与抨击，亦必然对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也即社会主义持同情与欢迎的立场。这促使他们在从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 另外，国民党左派人士还都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与孙中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而孙中山一生都在探索社会主义。由于受孙中山的影响，国民党左派人士也都会去探索社会主义。这正如1930年9月1日邓演达所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完全是适应上述的环境和要求而生的产物。因为他一向站在大多数平民的立场上，所以他的思想内容，自始即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张，很明白地指示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去奋斗！”[1] 最后，除上述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这就是，五四以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五四以后，国民党左派人士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面对近代中国社会这一发展趋势，他们也不可抗拒，只能顺应，因而必然出现他们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现象。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国民党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劳动阶级的罪恶进行了揭露。邓演达1930年9 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本国的劳动阶级行高度的剥削”。[2]柳亚子1923年5月也指出：“劳动是神圣的，资本家是盗贼，剥削劳工的生命血汗”。[3]他们的这一揭露是正确的， 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情况。 国民党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贫富悬殊等不公平现象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廖仲恺1925年3月指出， “资本家之地位，既是如此，那么，百凡生产所赢余之利益，自然都趋归这一阶级手上。因为资本家之生产，是为自己利益而生产的，至于消费者那方面之利害如何，他却不顾。所以欧洲自机器发明，产业革命以后，有生产越多，贫民愈众，这种怪象，就是国家社会的病症，资本制度的破绽。”[4]邓演达1930年9月也指出：在“现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 由于资本“私人化”也即资本家占有资本以致“以利润、利息及田租等形式把资本化的剩余生产物积累在私人手里”；“资本主义的社会方面，是：社会的阶级差别”，“主要的是工钱劳动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差别。[5]他们的这些批判也是合情合理的。 国民党左派对欧美资本主义虚伪的民主制度与政治制度也进行了批判。宋庆龄1932年12月指出：“象英、美、法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绝不比苏联的制度优越；即使“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限制的”；“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能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的烟幕。但是连这一点形式的民主，在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被取消的。”[6]邓演达1930年1月也指出：“欧洲式的民主政治，议会政治，不是理想的产物”[7]；1930年9月又指出：“欧美流行的地域选举代议制度， 容易酿成少数操纵多数的弊害”。[8]国民党左派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批判是很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