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从报上看到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报导及有关文章，似涉及了防“左”的问题。这确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的一个大难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否则今后还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 我离职十多年来，主管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从一大到十三大）的编纂工作（省地县三级已出版，中央卷近期也将面世）；同时自己也写了一些50年代的经历和有关研究毛泽东的书。因此，回顾历史，感想颇多。古人说得好：“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恩格斯也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趁这次列席十五大的机会，本着知无不言之旨，就回顾历史谈一点感想和意见。 （一）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1年开始，经过遵义会议，到1941年延安整风，整整十年，才做了全面总结，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认识，取得革命胜利。但一些根据地的“肃托事件”，1942年审干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仍出现过严重的“左”。 建国头七年，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等方面，成绩很大，但也有改造过快等“左”的东西。1957年至1978年的20来年，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1978年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走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但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有鉴于此，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可以说，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抓一个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和理论，近20年来，相对的种种“左”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过。 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江西时期从富田事变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 湘鄂赣三个地区共杀了45000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 延安抢救运动，康生执行，说“特务如毛”。幸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但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 可是《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写到：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 唐纵是戴笠的二把手，当年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 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 “四清”运动，认为有多数基层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1978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 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上述历史情况？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 革命时期，“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同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认识上有偏差，包括肃反政策也受苏共影响。七大前总结历史教训的第一个《决议》，讨论时虽然平反了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但是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并没有做全面彻底的总结。审干抢救运动，也没有认真总结教训。康生这个“肃反大师”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间同“四人帮”结合，在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制造了千千万万冤假错案。 建国初期，土改完成，认为封建主义已经解决。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某些影响，走自己的道路，但总的方向仍是列宁那里来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时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且又急于求成，反右结合“反冒进”，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三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度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广东非正常死亡80多万人——编者注）。仍然不接受教训，转而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政治运动；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为整个过渡时期，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清除“身边的赫鲁晓夫”，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 回顾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真是不胜感慨。 上述情况同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关系。争相输出革命，两大阵营对抗竞赛，东风压倒了西风，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日落西山。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盖子的后果，导致我们长期的反修防修，同国内“左”的路线紧密结合。 总之，如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尽管近20年来，我们从实践中解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经济多元化，发展“三资”企业等等。同过去路线相比，可说“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步履蹒跚，迟迟未能突破，导致几次失业高峰。这方面从实践到理论都有待新的发展——前无古人的发展，必须突破马恩列斯毛不适于当今世界实际的违时或失效的论述。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当年毛泽东的气概：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