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恩选集》4卷477页）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重大，而思想影响更其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同样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任何生动威武的表演，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制约了演出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于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理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那时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他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分配社会产品，取消商品、货币，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必不可免的趋向：其一，是教条主义地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形”；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的；就是说，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各具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越前人的意识在内，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紧密相关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有四种类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四）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在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的原因促成。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三十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但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样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赶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选》第5卷第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