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是冷战时期国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文选等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和一批传记、年谱、回忆录和访谈录（台湾也开放了部分新的档案材料）。90年代初，俄国发表了大量涉及苏中关系的回忆录和采访录，特别是解密了一批有关战后苏中关系问题的重要档案文献。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的披露和传播，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在中国、俄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批新材料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在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进行反思的氛围中，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角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各国研究者都注意摆脱某些偏见，避免某种陕隘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段历史作为门学科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其次，由于大量档案和口述史料的出现，研究的重点也从一般性、综合性分析转向对更深层次的具体问题的探讨。 近几年来，中、俄、美等国学者利用中俄两国发表和解密的新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着重对战后中苏关系从1945年苏联政府将对华政策的重点逐步移向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对华关系的“转轨”，到1950年中苏大同盟的建立，再到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流血冲突，两国关系恶化达到顶点乃至走向大对抗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双方关系演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一、战后初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从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远东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则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此，斯大林当时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其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只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由此，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即苏联与未来新中国的关系，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大趋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及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苏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得以初步建立。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虽然某些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尚未得到解决，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还是确定了下来。随后，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过，毛泽东为了体现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构筑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仍然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而，斯大林因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远东的根本利益之故，难以接受新中国的主张。这样，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的战略目标，使中国与苏联不断协调各自的战略利益，解决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最终签订了新的条约，结成了新的战略同盟关系，为以后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苏两国关系转轨时期的研究， 即从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重点在东北问题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衔天的《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一文〔1〕，以战后东北问题为核心，论述国共两党和苏、 美三国四方关系变化的组合及中苏关系的走向，认为战后东北是远东国际矛盾的焦点，是国共两党及苏联和美国争夺的战略基地。东北问题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构造的中苏美三国关系框架的支柱，而其如何解决则成为中苏关系的基础。战后中共抢先进入东北，打破了美苏对华关系的构架，而美苏两国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关系转化为对抗和争夺的关系，国共两党和美苏四方随即各自选择盟友，蒋介石投入美国的怀抱，中共与苏联则在东北结成盟友。1950年中苏莫斯科会谈，东北问题仍居核心地位，只是在交还大连港、移交中长铁路权利和财产、允诺旅顺口撤军等关键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使中苏双方缔结了新的条约，将两国的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东北关系的发展是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此后中苏关系发展的基石，因而不少文章都利用新的史料，着重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作了新的阐述。不过，尽管作者们所利用的材料基本相同，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及论点也存在差异。例如，美国西南密苏里大学盛慕真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满洲的斗争》〔2〕一文认为， 抗战胜利伊始中共即迅速采取行动，抢先在满洲占领地盘，而苏联从一开始（1945年9 月）就支持中共抢占地盘，斯大林不仅鼓动毛泽东实施快速开进满洲的战略，而且还向中共提供了大量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使中共在满洲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斯大林很了解毛泽东在与美蒋竞赛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在美国明目张胆地支持国民党的同时，苏联也在暗中越来越强有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斯大林屈从于华盛顿和重庆的外交压力而改变了他的满州政策时，毛泽东从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出发，自愿服从斯大林的政策，并一再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赖恩·默里《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一文〔3〕则指出， 苏联人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会有成功的开端，更不用说会有胜利的结局。新的档案材料表明，苏联试图限制中共对东北的军事渗透，竭力阻止中共接收满洲的主要城市沈阳。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对中共军队驻扎满洲持敌视态度。苏联人不仅迫使中共撤出满洲的城市，而且还在1945年11月断绝了与满洲共产党的所有联系。直至1948年5—6月苏共中央发布两项关于增加对满洲中共武装力量援助的军事命令之后，苏联才开始援助中共，同时还要警告中共不要急于发动全面统一中国的进攻行动。而此前的援助是很有限的，实质上是没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一文〔4〕， 从斯大林为维持以美苏为中心的远东国际体系，以其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本考虑中国、中共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配合其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对东北政策的变化过程与中共中央处理对苏关系的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时期苏联与中共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