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与毛泽东高超的谋略分不开的。毛泽东高超的谋略表现在：一、审时度势，力主红军向黔东进军；二、抓住机遇，巧作疏通，扩大反“左”阵营；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紧紧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四、巧用“示形”谋略，充分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五、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同张国焘的斗争。 关键词毛泽东 红军长征 谋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高超的谋略。 一 审时度势，力主红军向黔东进军 审时度势，简单地说就是审察战机，恃度形势，是谋略家基于客观形势的准确判断而采取及时恰当处置的一种才能，是“主客相符，百战百胜”谋略在作战指挥中的具体运用。 长征开始以后，疾病缠身的毛泽东虽然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但他的心却从未离开过这支由他亲手建立的已被“左”倾领导人搞得面目全非的部队。面对红军退却中的被动挨打局面，毛泽东忧心如焚。在红军要过蒋介石已布下40万大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前，毛泽东曾积极向中央提出建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主动寻机歼敌。但博古、李德坚持消极避战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的处境更加被动。湘江战役的惨败，红军牺牲极大，人员折损过半。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自桂北向湘西前进，以图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订计划。蒋介石深怕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纠集数十万军队，企图围歼红军于湘、黔、桂边境地区。面对十分严重的情况，教条主义者却不知按照新情况，变更原来的作战计划。这样，中央红军在空前削弱的情况下，硬往敌人设置重兵的口袋里钻，势必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当时，贵州境内的敌人兵力是很弱的，军阀之间矛盾很深，而且这些军阀部队都是有名的“双枪兵”，战斗力极差。深思熟虑后，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次，毛泽东的建议得以通过。随后红军迅速攻占黎平等地的事实，说明毛泽东进军贵州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红军不是向北，而是向西，把反动派布置在湘西一带的几十万重兵置于无用之地。而且，由于红军进兵神速，在黎平一带获得了一个暂短的休整机会。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军事对抗活动中，清晰透彻的形势分析和环境洞察，是制定谋略决策的依据，是确定奇谋方略的基石。力主红军向黔东进军，正是毛泽东缜密思索和分析的结果。 二 抓住机遇，巧作疏通，力争扩大反“左”阵营 分析毛泽东那不屈不挠的性格，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他遭排斥的那天起，毛泽东就从未停止过从思想深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抗争。对革命前途的忧虑使他心力交瘁，他无时不在等待拨正革命航船的机会。终于，这样的机会随湘江惨败的发生而显露。 湘江惨败，是“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最后破产。随着湘江战役的惨败，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更加不满。但由于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多数同志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更没有找到纠正错误的妥善办法，思想上陷入了徬徨和苦闷。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开展疏导工作，统一了多数人的认识，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其中以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最为典型。 王稼祥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卷入了“左”的错误中，但他善于把握自己，不盲从。在中央领导层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长征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坐担架同行，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启发他，特别是具体分析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使王稼祥受到很大启发，逐渐转变了思想，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张闻天是“左”倾教条主义中央领导的核心成员，但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曾严厉批评过博古。在毛泽东、王稼祥的启发下，张闻天明确地转变了思想，坚决支持毛泽东。“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放上了物质基础。”〔1〕毛泽东、张闻天、 王稼祥都认为应尽早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也积极支持纠“左”，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成为必然。 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紧紧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主要矛盾 孙子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在诸多矛盾并存的情况下，要想抓住主要矛盾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必然要以高度冷静和坚韧的态度暂时容忍次要矛盾，此即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容忍次要矛盾的韬晦计，在遵义会议上被毛泽东运用得恰到好处。 召开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在斗争中有了充分的主动权，完全可以利用血的事实把“左”倾对手彻底击倒。但在会议上他只谈军事，只字不提政治问题。毛泽东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经过激烈辩论，20多名与会者除凯丰外都站在毛泽东一边。 李德再没有指手划脚的机会了。许多年后，他还抱怨说遵义会议没有提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这样也许对他有利。但毛泽东早在会议前就考虑到了，长征初期党内主要矛盾是王明“左”倾路线同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带全局性的，表现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彻底纠正。然而，红军长征途中，军事问题则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存亡的问题。当时解决军事问题和与之相关的组织问题，不仅十分迫切，而且具备了现实可能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酷现实促使大家思考，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切身经历的对比中，进一步弄清了军事路线上的是非，从而普遍要求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指挥。这就为解决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准备了思想和群众基础。事实证明，遵义会议集全力解决军事问题，同时相应地解决组织问题，是英明的。“先解决军事问题，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