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用什么样的革命政纲引导农民投身民主革命，不仅是革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而且涉及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的价值判断。笔者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心由城市工人运动到乡村农民运动的转变，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文拟结合有关文献和历史事实，对中共早期农运工作做一个概要的考察，从一个方面揭示中国式民主革命道路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 以我党对农民革命重要性的认识、农民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土地政纲的演进这三个要素为参照，笔者认为我党早期的农运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第一个阶段， 大致从1921 年党的建立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前。这个时期我党虽已初步介入农运工作，但尚未形成明确的独立的农民运动政纲和独立的健全的组织指挥系统。农运工作表现出很强的自发性、局部性、分散性特点和改良主义的倾向。 造成此一阶段农运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中共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尚缺乏历史的和客观的认知。这表现在： 第一，党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不确切的，与此相关联的是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中心任务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上的幼稚判断。1921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提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的把旧的生产方法消灭，一天一天的把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1 〕，在1923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独秀提出：“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的表现”〔2〕， 以上这些看法显然大大高估了资本主义因素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注定了我党首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方面革命的口号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色彩。在第一次工运高潮遭受挫折以后，我党开始重视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受到不恰当的强调。1922年中共二大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3〕， 陈独秀还对这个观点做了进一步发挥：“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4〕，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5〕 由此可见，出于对革命阶段论的机械理解，我党早期领导人认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新兴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旧式军阀之间的矛盾。而农民作为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 第二，我党早期领袖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农村社会状况、农民的疾苦和农民的迫切要求不甚了解，因而对农民的革命性持怀疑态度。 有关文献表明，我党对当时农村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缺乏科学的、细致的分析，“农民”一词的概念是模糊的、笼统的。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说：“近年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6〕。 这样必然对造成广大农民疾苦的社会根源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归咎于人口因素、自然灾害、战争、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而不认为是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结果。囿于这种认识，中共早期提出的农民运动政纲只限于“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和反对军阀预征钱粮等方面。 对农民革命性的怀疑，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存在。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中国人口中， 广大的群众是农民，他们虽然贫穷，但差不多都有少量土地。内地同海外资本主义世界几乎不发生任何联系。象过去俄国农民中和现在印度农民中所发生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农民中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听说过象印度和朝鲜农民必须交付的那种高额租税。所以，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7 〕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指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既无地之佃农，也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邓中夏也说：“农民（雇农除外）因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种种原因亦驱使他们有加入革命之可能。如广东、湖南、陕西、河北、江西、山东等省往往发生抗税罢租运动及组织农会，最近广东甚至成立农民自卫军，可见他们可以革命了。可惜他们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也是其病”〔8〕 。这些不正确的认识，从另一方面阻碍了农运的广泛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