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无疑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一个崇高目标，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着的一面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旗帜，但无论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还是狂飚突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均未能从政治制度形态到政治文化形态使民主在中国真正安家，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一、封建政治文化根深蒂固 与民主截然对立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几千年中始终占据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并通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各阶级人们的观念、心理、情感之中，积淀内化成深层的“集体下意识”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极其顽强的习惯势力潜流，从而形成滋生专制和臣属，遏制民主和平等生长的文化土壤。 1.禁锢人们的思想，顽强地抵制、排拒民主精神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清政府的顽固保守派盲目排外，到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国粹派”，再到1935年萨孟式、何炳松等10位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封建传统文化作为“中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人心目中仍具有巨大的魅力、影响和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以致成为以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和文化难以逾越的心理屏障。 2.改变民主、平等、自由等制度和思想的原有内涵，使“每一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1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常的消融外来文化的同化能力。虽然近代以来它受到先进的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其一贯拥有的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也大大减弱，但已经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的传统文化，仍然给西方文化打上中国传统的印记，甚至使之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只能成为依附于“中学”这一“体”上的“用”。 这不仅表现在被毛泽东称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身上，他引自西方的资产阶级平等思想也很快被小农的平均主义所同化，连“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农民政权，也很快被“朕即国家”的家天下所代替。 而且更凸现在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中。诚然，辛亥革命把末代皇帝赶下了金銮宝殿，而代之以总统，挂上中华民国的招牌，象征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象征皇权的黄龙旗。但与此相应的共和民主的新政治文化并没有在摒弃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确立起来。正如鲁迅所慨叹的，辛亥革命只不过割掉了一条“辫子”。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也认为：“1912年成立的共和国只是在宪法上被确立了起来”〔2〕， 它只是废除了封建专制政体的外在形式，并没有从经济上、政治上摧垮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更没有在深层的政治文化领域里战胜顽强的封建主义，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仍支配着中国社会，难怪创立民国的孙中山先生发出“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感叹。 甚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孟子的“民贵君轻”与卢梭的“民主君仆”并无二致，“人民作主”的西方近代民主观念与“为民作主”这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君清官思想也被等量齐观，黄宗羲甚至成了中国的卢梭。这样，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精髓——民主思想、观念，就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传统的专制型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所溶解，民主本身具有的浓厚的反封建色彩也就大为淡化，甚至异化为一种自身的对立物——为民作主。1919 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尖锐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是专制，愈来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 认识到这一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之后，甚至在颇有声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确立，民主观念更远未在普遍民众的意识形态上生根，倒是与民主水火不相容的专制、集权、等级、臣属、依附、世袭、企盼仁君清官等等封建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却不绝如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之奋斗和大力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平等、自由等思想、观念以及制度，仍像康德笔下的“自在之物”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二、中国当时首先面临的是民族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构成中国革命的主旋律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都处在帝国主义炮舰的直接威胁之下，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因此，一方面，这使得人们无暇从思想政治上彻底清算封建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但这一任务却自始至终与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 从时间上看，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它的高潮期很短，只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石破天惊的一瞬。文化启蒙的思想导向很快转为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掀起了反帝爱国热潮，并以此为开端，展开了持续30年之久的政治革命与反帝运动的历史篇章。在此期间，虽也有过大大小小的一些文化上、思想上的论争，一些知识分子也进行过这样或那样的启蒙工作。但同那血与火交炽而成的悲壮革命运动相比，毕竟显得零散和不成气候，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其规模和影响也远远不如。然而限于种种历史条件，特别是由于我们党尚未成为执政党，因此未能在全民族范围内深入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确立民主精神，把五四的新文化启蒙引向深入。 从空间上看，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范围也很狭窄，主要局限在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这样，民主的口号虽然一时间响彻云霄，但终因缺乏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而逐渐销声匿迹，反封建文化启蒙也就成为留待人们继续完成的一个历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