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之间在本世纪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情绵不绝的紧密联系。毛泽东在他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都曾给予过北大以特别的关注，而北大凝重、精深、恢宏的校园文化，也曾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从而建构了他后来成为革命伟人的某种素质胚基。这是毛泽东本人、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篇章。本文是对这一奇特人文历史景观的全方位的研述。 关键词 毛泽东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 校园文化 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之间，在本世纪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令人神往而十分有趣的历史文化联系。从青年时期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到中年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再到进入老年直至去世，毛泽东与北大始终是情缘未了，联系难断，“此恨绵绵无绝期”。毛泽东早年求索，因北大而窥学术之堂奥，升华超越。他盛赞过五四时期的北大，说北大蔡元培、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1 〕尔后他和北大师生、许多知名学者、教授长年保持着深厚的公情私谊；但到晚年，当他的权力达到巅峰时，他又诅咒过北大，说北大是个“反动堡垒”，并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干预北大校内生活，使北大几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其中的爱憎故事，令人痴迷，发人猛省，也教人震颤。它是毛泽东本人历史的一部分，是北大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是值得研究者发隐抉微，史笔一书的。 在五十多年流逝的岁月中，毛泽东与北大的联系，时间比较集中的有三回，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回是五四运动前后，其时毛泽东还是个青年；第二回是北平刚解放不久的建国之初，毛泽东正值壮年；第三回是“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已进入老年。三回联系的情况不同，产生的影响和评价也不一样。下面记述的就是这三回联系的历史片断。 五四前后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发生联系有两次。 第一次在1918年秋至1919年春。这次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是正式在编职工，约半年，任职是图书馆助理员；第二次在1919年冬至1920年夏。这次他尽管不是北大职工，但许多活动是在北大进行的，同北大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次时间紧相连接，是毛泽东最早与北大发生联系，且是最直接的联系。当时人们对这种联系是不会给予注意的。原因为：毛泽东是个青年，又是小人物。一个青年小人物，即便和一个著名学府来往，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几十年之后，经过历史老人的一番点缀，回过头来看足迹，就会觉得此中不乏意味：一个是后来变成了历史伟人的平凡青年，一个是当时著名高等学府，两者相会于中国近代革命转轨、文化思潮大变动的五四时期。其时、其地、其人：说巧合，又非无缘之合；是偶然，却寓有某种必然。地灵生人杰，时势造英雄。毛泽东后来走上伟人之路，同他早年于五四时期在北大所受的洗礼，不无关系。 关于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在北京在北大活动的情况，诸如北上时间，来回路线，在北大的任职、学习，人际交往，参加社团，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进行“驱张”运动以及所受思潮影响，转向马克思主义等，经过许多学者的多年研究，现在可以说已基本弄清楚了〔2〕。 我在这里不拟一一复述，而只想就五四时期毛泽东与北大发生联系的具体特征和毛在北大所受的熏陶、教育，在其尔后走上革命征程、成为一代革命伟人的基础素质构成中，究竟占有何等份量、起过何种作用，再谈一点意见。 众所周知，青年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是他从湖南偏僻的山区走向全中国、以至后来走向全世界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或许可以这样说，就不会有后来那样一个一代革命伟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而实现这样一个转换——从一个普通青年到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领袖——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他早年任职北大，在北大所受的教育、所受的影响。 或许有人要问：青年毛泽东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认真来说，只有三、四来个月〔3〕。他两次北京之行停留在京的时间，加在一起， 也只有十一个月，还不到一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大所给予他的教育和影响，会发生那么大的神奇作用吗？这是一个值得做点分析的问题。 根据社会个体精英发展的历史经验，一个人要发展，往往取决于某种历史机遇，取决于客观机遇与主体状况的结合。这种结合实现的愈好，则个人发展的前景就会愈宽、愈大，以至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影响其一生。 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任职北大，从其以后的发展来说，他是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他并把这种机遇和本身的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从而实现了人生征程上的一次飞跃。 何以言之？且从客观与主体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北京大学自蔡元培任职校长时起，校风丕变，百花争妍，领导学术新潮流，进入到它的最好发展时期。这一方文明沃土，为有志发展成才者提供了难逢的机遇和准备好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正如一位在五四前后曾在北大做过行政领导工作的学者所云：“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智识的源泉；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从各方面汇集到北京，在这古城的合谐氛围中，发展他们的心智，培育他们的心灵。古代的文物，现代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将来的希望，在这里汇为一股智慧的巨流，全国青年就纷纷来此古城，畅饮这智慧的甘泉”。〔4〕另一方面， 从主体毛泽东来说，他正值人生之华的青春时期，怀有强烈的求索意识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在来北京之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通过阅读由北大教师主编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已对北大及其领袖人物十分向往，产生崇拜心理。十几年后他曾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5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前夕的毛泽东，已是一名“追星族”，（毛泽东曾著文称誉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对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十分崇拜，把胡适、陈独秀奉为楷模。正是由于他来北京前存有这样一种心理积淀，因此，等到一旦来京，经过很希望他“入北京大学”的原湖南一师老师、时任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结识李大钊，任职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很快就与北大的主流社会结合在一起，突破了自身地位低（图书馆助理员是初级职位）、待遇差（月薪8元。 与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相差75倍；与文科学长月薪450元相差56倍多；与图书馆主任月薪200元相差25倍；与一级正教授月薪400元相差50倍；与助教的起码级第6级月薪50元也相差6倍多〔6〕。）的藩篱，同北大的校长、 文科学长、图书馆主任、知名教授、学生领袖等人物频繁联系，实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职别超越和心理超越，表现了惊人的人际交往能力。据不完全统计，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期间所曾交往的人物，现存文字可查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黎邵西、胡适、邵飘萍、徐宝璜、陶孟和、梁漱溟、马叙伦、章土钊、李石曾、蒋梦麟、张申府、谭平山、傅斯年、罗家仑、段锡朋、康白情、朱谦之、萧子升、王光祈、李璜、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杨钟健、杨开慧等。这是一幅多么炫人耳目的人物“联络图”！不难看出，以毛泽东当年那样卑微的出身和地位，能打入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中，不能说不是一种很令人玩味而又值得研究的现象。尽管有时他会遭受白眼，如傅斯年、罗家仑“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7〕， 或如胡适“竟不肯屈尊回答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8〕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和这些精英人物的交往是成功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这个主体，受到求索精神的强劲驱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五四时期的北大这个客体，富有民主包容精神，并不拒绝这样一个小人物。两者拥抱到一起，创造了历史奇迹。青年毛泽东就是在同北大的这种联系中，积聚了一笔丰厚的无形的知识精神财富，建构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发展环境，为他日后成为一代革命伟人，作了重要的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