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时，几乎将全部注意力放在日本和俄国，认为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渠道传播到我国的。该文通过考察俄国共产党（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后的情况，认为通过美国（主要是英文）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渠道之一。通过这个渠道，使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况，了解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情况。魏金斯基来华后的中国，日语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占有的压倒性优势，逐渐被间接来自俄国、共产国际的文献所代替，而来自俄国的影响在理论上逐步支配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在这方面，通过美国这个中介的作用则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关键词 马克思列宁主义 初期传播 魏金斯基 美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界早有大量论述，然而对于其初期传播的具体情况，例如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如何搜集有关马列主义的文字材料，以及马列主义通过何种渠道传入到中国等问题，则很少论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方面的限制以及缺少原文著作等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只好从外国转译社会主义著作和汲取外国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作用为大。不过，通过日文书籍的间接渠道了解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情况，到1920年下半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因为，由俄国共产党（布）远东局派遣到中国来的魏金斯基（G·Voitinsky）到达了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建立起了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本来已有一些研究论及魏金斯基来华后马列主义传播的发展，但具体地分析传播情况以及其渠道的，则寥寥无几。本文就魏金斯基来华后的马列主义传播的渠道变化及其影响，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1920年4月，受俄国共产党（布）远东局派遣的魏金斯基访问了北京，通过在天津大学讲授俄语的俄人鲍立维（Polevoy）等人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和受李大钊影响的一些激进派学生。接着，在4月底，魏金斯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访问了上海，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知识分子取得联系，随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后来，该小组在共产党成立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众所周知的。魏金斯基来华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有了新的进展。 据罗章龙的回忆，当时魏金斯基带来了大量的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他给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新知识，使他们的宣传活动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么，魏金斯基带来的外来知识是些什么内容呢？它给上海的思想文化状况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我们还是从《新青年》杂志的变化谈起。 魏金斯基到上海后不久，即在同年9月，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将5月以来处于停刊状况的《新青年》复刊。从复刊后的第1号，即第8卷第1号开始，该刊实际上成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复刊号中，首篇登载了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宣言《谈政治》一文。复刊号中还开辟了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杂志内容的这些变化马上引起了部分社员的不满。特别有名的反响就是胡适的不满，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①]。由此可见，《新青年》复刊后变化之如何鲜明。 这种变化在复刊后的《新青年》的封面装帧上也有所反映。关于该杂志封面变化，可以借用茅盾的话来说明，就是“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②]。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图案，这个图案“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③]。但是，据分析，这个图案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是美国社会党党徽的模仿。美国社会党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这个图案，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那么，将美国社会党（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和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中介人到底是谁呢？ 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魏金斯基。魏金斯基来华前曾在美国活动过，1913年为生活所迫到了美国，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到俄国，立即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参加俄共在远东的活动。他来华后，美国（部分英国）出版的社会主义书籍（如《Soviet Russia》等）被迅速地翻译介绍进来。这使我们推测，正是曾经身为美国社会党员的魏金斯基利用其方便条件，替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购买美国社会党的一些书籍。 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美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勃勃生机，伴随而来的是有关社会主义书籍、杂志出版发行日益兴盛。在欧美先进国家中，由于美国很早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于1919年8月、9月，分别创立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因此，他们对俄国革命一直非常关注。此外，充当了那些共产主义政党母体的美国社会党在芝加哥很早就有刊行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社——查理·克尔出版社（Charles H·Kerr & Company）。查理·克尔出版社创立于1886年，从1899年开始出版有关社会主义的刊物[④]。它在海外的影响也相当可观，有很多日本、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购买它出版的刊物。例如，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山边健太郎说：“当时，因为有关社会主义的日本书籍才有十来种，我们只好读英语文献。那些英语文献主要是从美国芝加哥的查理书店邮购的。日本明治时期、大正时期的社会主义文献一直都是从那家书店来的”[⑤]。在中国，20年代中期翻译过马克思著作的柯柏年（李春蕃）也说，在1921年左右，他“向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芝加哥克尔书局（Charles H·Karr and Co·）购买了一批英译本《资本论》在内的书”[⑥]。据此，可以断言，查理·克尔出版社确实是中日两国社会主义者的知识来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