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看抗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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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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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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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论述了在抗战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同时还分析了战争的不同阶段,意识形态所起作用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受其反共意识的影响,战争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受现实主义所制约;战争中期,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向主导地位转化;战争后期,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而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

      [关键词] 意识形态 反共主义 抗战时期 美国对华政策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受到本国的经济制度、行政结构、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受本国的现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往往可以直接左右或者干预国家的对外政策,成为国家制订对外政策的主要参数。美国自开国以来就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其政策的制订和施行中始终起着重大作用。1958年,美国参议院决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特别邀请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提出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报告。报告强调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重要问题,认为,在决定当今世界形势的各种因素之中,“最强大而且最普通的力量之一是,意识形态和以意识形态为表现的各种运动所发生的影响。”[(1)]报告“集中注意博得最大的忠诚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2)],并把“这种势力的错综复杂和变化无常的关系”[(3)]作为该报告的主题,其目的就是用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立宪民主制去战胜共产主义。

      在美国现代史上,“两个事实的结合产生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力。其一是,美国经济愈来愈依靠国外战略原料源源不断地供应。其二是,世界上拥有这些资料的主要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的社会基本力量的变化而处于动乱之中”[(4)],所以,“美国政策的总目标是(并且应该是)维持美国在全世界的帝国地位”[(5)]。因此,美国在现代对外政策中所追求的基本利益乃是它的全球霸权主义的实现。“这些利益是用什么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达的?这些语言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贯的反共思想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遏制和反对革命的干涉战略。对于任何地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散,美国对外政策必须采取继续抵抗的立场;这种信念左右了我们对外政策的一切决定,限制了选择办法的范围,并规定了抉择的政策。”[(6)]所以,美国现代的意识形态就是反共主义。那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同样受其以反共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当今史学界关于中国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美国的经济、军事等方面,而对其意识形态因素的考察却较为少见。因此,笔者试图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从抗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发生,美国对华政策受现实主义的制约,但并没有放弃反共主义。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强烈呼吁列强以贷款和军火支援中国抗战。然而,西方列强却持观望态度。美国政府亦采取尽量不予卷入的态度。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隔离”侵略者的声明,采取“独立主义”。其原因一是在经济上美国与日本有重要的贸易关系;二是从各个方面得来的消息,证明日本是以苏联为假想敌人的。日本“北进苏联”的计划,正好符合美国反共主义的要求,借日本之手打击苏共,正是美国求之不得的。因而,美国借口中立法案的限制和缺乏公众的舆论支持,坐视日本侵略中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由于蒋介石消极防御和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而导致大片国土丢失,并呈现出与日媾和的态势,由于世界范围的法西斯势力气焰嚣张,更主要的是由于日本侵略加剧,直接威胁了美国在华的利益,并且对它的全球霸权战略也造极大的侵害,因而,“华盛顿的决策者开始不再把国民党中国仅仅视为侵略的受害者。国民党中国成了美国遏制日本,建立亚洲新秩序战略中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盟国。”[(7)]所以,美国政府官员如财政部长摩根索和中国问题专家项白克等极力敦促罗斯福批准对中国贷款,这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但是,其中也包含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摩根索、项白克同样担心,如果华盛顿不予贷款或拖延贷款,中国的抵抗就会瓦解。或者,蒋介石为了得到外援,倾向和苏联接触。这差不多等于驱使蒋介石落入“俄国的手掌”和共产主义的怀抱。[(8)]

      1938年底,日本公开否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39年2—3月,日本先后占领海南岛和南沙群岛,从而作出了进攻南太平洋的姿态,取得了南进的基地。日本的侵略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华利益。美国至此才决定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其目的,不仅在于抑制日本在其它地方的扩张,而且还在于支援中国的亲美反共的政权。正如1940年8—12月,宋子文等在华盛顿政策制订者中间积极游说时,曾经警告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美国限制对中国的援助可能促使国民党转向苏联。此时,尽管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但我们也仍然能从其外交改革的具体内容中洞察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为,美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国民党政权倒向苏联,防止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这些都同样出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的考虑。1941年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亨利·卢斯曾呼吁:“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是美国作为世界统治力量出现的第一个世纪”[(9)];美国人要认清“领导的全部机会都属于我们”,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美国的世界统治地位”[(10)]。所以,到1941年11月底,美国对亚洲的基本政策是“在全面抵制日本进一步扩张的同时,防止中国国党政府垮台”。[(11)]由此可知,在这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不是单一的。明显地含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逐渐增大,最后达到左右美国对华政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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