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七七事变启端的全面抗日战争，把中国政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相互穿插而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局势，使得政治生活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突出地表现为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与集权统治的加强这两种矛盾趋势的并存上，对此学术界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在对这两种趋势的具体认识以及两种趋势并存的原因的说明上，语焉不详。本文试就此作一论述。 抗战时期集权统治的加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的中心统治地位大大强化及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形成。即国民党由党内民主制改为党内独裁制，国民党政府由“行政院负责制”改为“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制”，以及军事独裁制的建立。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等几乎所有的党政军最高职务，甚至出现了所任职衔之间互为提名、互为负责的怪现象，个人集权达到了顶峰。 第二，特务统治的加强，基层“党治”和保甲制度的强化。周恩来曾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①a]。1938年，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分别成立并公开活动。“中统”和“军统”不仅在军政部门以及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乃至县党部普遍地建立起特务机构，其触角还广泛地伸向全国的大中学校、工厂、社会团体和保甲组织等，从而在全国编织起庞大的特务网，使全国人民生活于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中。“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特务统治的世界，……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②a]。 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建立了保甲制度。抗战以后，为进一步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控制，又以倡导地方自治为名推行“新县制”，并把它与保甲制度相结合，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各县保甲整编办法》。这些法令及其它相关文件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以下为乡（镇），乡（镇）内之编制为保甲。保甲组织成为“全国一致”的新县制下最基层组织[③a]。乡（镇）长、保甲长必须加入并绝对效忠国民党，保甲组织内还建立通信网，“担任调查异党活动之通信工作”，并与中统特工人员密切联系。“新县制”还实行“融政于党”方针，建立地方党政一体化的权力体制，强化基层政权中的“党治”功能，使各级权力均掌握在国民党员手中，做到“层层节制，逐级运用”，“使党的力量融纳于地方上各种固有的政治和社会的机构之中。”[④a] 第三，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空前加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了经济统制政策，凡工矿业、金融业、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在国民党政府的管制机关（如四联总处、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花纱布管制局、专卖事业管理局等）的严密控制之下。经济统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抗战的需要，也的确对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客观上它毕竟造成了“抗日战争期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空前地加强和扩大了”[①b]。官僚资本是直接利用国家政权的势力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官僚资本又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②b]。它“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③b]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的加强必然反映国民党集权统治的加强。 第四，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系统化。蒋介石在1939年3月发表的题为《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和1943年3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是其系统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从思想上强化一党专政的两篇代表作。其中《中国之命运》是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总汇和大成。它将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想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抗战时期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和平的政治斗争和某种程度的“政治妥协”成为国共双方所接受的原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共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就指出：“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而中日矛盾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主要的矛盾。”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要“由武器的批评转到批评的武器”，要“利用批评的武器，善用一切适当的斗争方式，提出自己的正确的主张，批评朋友的每一动摇”[④b]。但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又是有节制的，不是毫不妥协的。即使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挑起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共也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使斗争影响抗战大局。国民党在这方面也是如此，蒋介石就“曾一再宣称……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⑤b]。国共两党关系的这些重要变化，对于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及其变动有着巨大的影响。 第二，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捐弃前嫌”，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共赴国难，挽救危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桂系首领李宗仁即发表谈话，表示：“本人系军人，只有服从领袖，奉行政府合理化建议，抱定牺牲到底的决心，为国家民族争生存争奋斗，实行抗战，决不容有丝毫妥协与屈服之理”[⑥b]。李宗仁的谈话，代表了当时各地方实力派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