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西南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不仅以它古老的历史和精美的建筑艺术闻名于世，而且以它揭开了中国人民神圣的八年抗战的帷幕永垂青史。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会促成历史的转折，影响历史的进程。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非但不会消失对它的追忆，反因更加掂出它的份量而加强研究。六十年前爆发的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①a]，就是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以卢沟桥事变为界碑，中日关系、国共两党、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转折。 一、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 卢沟桥事变是近代日本推行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历史转折。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中国已有侵略野心。1855年，日本在被美、俄逼签所谓友好条约之后，有维新先驱之称的吉田松荫就主张一面以“信义”结好西人，一面“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②a]。1868年，日本开始了一场不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即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既是日本摆脱西方列强侵略、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起点，也是其全面踏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开始。维新起步之日，明治天皇即公开宣扬：“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引者）之安。”[③a]在侵略野心的驱使下，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很自然地把富国强兵的总目标转换成了强兵富国——“强兵为富国之本”（山县有朋语），沿着军国主义的道路，构筑了分五步走——攫取台湾、吞并朝鲜、夺取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 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先后挑起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夺取了台湾，吞并了朝鲜，完成了大陆政策的前两步，并为侵占中国东北奠定了基础。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随即成立由它控制的伪满洲国，基本完成了大陆政策的第三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④a]夺得东北以后，华北是日本对华作战的第一线，其显要的战略地位直接关系着日本大陆政策第四步的实施和完成。因而，挑起事端、全面侵华已是弦上之箭，势在必发。从历史的角度看，卢沟桥事变正是近代日本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步骤。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转折。事变爆发后三天，即7月11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华北大规模增兵。8月13日，华北战火正在熊熊燃烧，日军又在上海燃起烽烟，企图两路夹击，完成对华作战，迅速征服中国。到1937年末，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共出动陆军六个军共二十个师团，空军大部主力，海军第二、三舰队。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了强化国内统治，集中人力物力以支持战争，日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国家生活全面转向战时轨道。1937年8月，日本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国民实行半强制性管制。次年5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言论、出版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生效。 “多行不义必自毙。”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踏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但等待它的已不是昔日的辉煌。中华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使它在中国战场陷入长期作战的深渊难以自拔，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然而日本侵略者利令智昏，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侵略扩张的轨道上越走越远。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全面点火。玩火自焚，结果不到四年，这场由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局部点燃、卢沟桥蔓延扩大、珍珠港全面拉开的战火，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烧得灰飞烟灭。以全面侵华开始，以全面失败告终——历史以正义的胜利，在卢沟桥竖起了一座警告侵略者的信号台。 二、从不抵抗到抗战建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兵不血刃，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占领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整个东三省。中国丧失了11.5%的领土，8%的人口，70%以上的铁矿、大豆和灰丝，30%以上的牲畜、煤矿和森林，半数以上的石油和40%左右的铁道，还丧失了全国唯一的出超区域。“九·一八”是中国人创巨痛深的国耻纪念日，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则是招致国耻的重要原因。 不抵抗政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对中日纠纷与战事的外交处理上，主要表现为依赖国联的“仲裁”。事变发生前，蒋介石相信“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们领土”[①b]，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挑畔“极力忍让”，“力避冲突”，以致事变一旦爆发，沈阳迅即失陷。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一再申明“中国一切听命于国联”[②b]。结果在等待国联裁决的过程中，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步步退缩，丢掉了整个东三省。国民政府企盼国联主持正义，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兵，但最终等到的只是李顿调查团提议中国政府以“特殊制度治理东三省”[③b]的报告书。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不满意，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这对向“强盗”呼吁公道、惟国联之命是从的国民政府，不啻当头棒喝。在强咽下了东三省沦陷这一巨大苦果之后，国民政府把对日方针从不抵抗转向有限妥协。 贪得无厌是一切侵略者的共同特征。1933年春，日军越过长城，侵入东北。5月底，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为了达到全面控制华北的目的，日军在华北滋事挑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让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局势越来越紧张。国民政府一方面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寻求政治、经济援助，增强国防实力，另一方面调整中日关系，对日外交从过去的不抵抗逐步趋向强硬。1934年4月，日本发表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不仅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进行严正交涉，而且先后两次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④b]。这一声明开对日强硬外交之先声。1935年9月7日，在对日两次作出重大让步（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仍无法缓解中日矛盾的情况下，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奉命向日本广田外相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取消日本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双方不互相诽谤，不破坏对方的统一，不扰乱对方的治安；通过正式的外交机关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10月，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重申中国提出的三原则，同时表示：“欲达成中日亲善之目的，满洲回复到‘九·一八’以前状态，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以及其他中日军人间一切协议之废止，实为使两国关系好转、趋向融和之先端。”[①c]蒋作宾奉命提出的三原则，标志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重要转变。此后，中国政府以此三原则与日本广田三原则相对抗，强调这是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先决条件。1935年10月，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会谈中，中日双方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在日方不对中国让步的情况下，11月，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人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11月20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②c]。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进一步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说明白一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③c]。同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并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④c]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这一系列转变，毛泽东当时就曾肯定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实为近可喜之现象”[⑤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