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是一批左翼文化人士有感于国难危机，在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发起的一次思想运动。有人又把它称作“新五四运动”，或“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新启蒙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随着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文化黑潮也滚滚而来。为了控制民心，泯灭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爱国激情，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 国民党政府在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同时，大搞文化专制。为了“剿灭”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们不仅查禁各种进步书刊，还采取种种卑鄙手段迫害甚至暗杀进步文化人士。另外，自三十年代中期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始，国内即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一批御用文人又借口团结抗战，大肆鼓吹“一个领袖，一个命令，一个意志”的“思想统制主义”，扼制自由的呼声。 从共产党内的情况看，当时文化思想界仍未完全消除“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一些人头脑中还装着不少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认识不到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够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上的统一战线。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左翼文化人士意识到，为配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形势需要，为唤起全民族的自我醒觉，必须组织“文化上的救亡运动”[①]。于是，1936年9、10月间，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首先倡议开展新启蒙运动。文章指出，这个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②]接着，《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艾思奇撰文响应陈伯达的号召，他认为在当前民族敌人的猛烈进攻下，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是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③] 陈、艾的主张，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进入1937年，在“五四”运动18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新启蒙运动逐渐成为文化界讨论的热点。一些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他们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一问题。其中，《读书月报》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邀请了艾思奇、吴清友、何干之等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集中讨论了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及其推进的方法等几个问题。5月19日，张申府、吴承仕等9位教授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并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④]。同时，北平的许多报纸杂志都发刊了“五四”纪念特刊，内容多是对“五四”的重新评价和阐述新启蒙运动与它的不同点。据统计，在5月，北平各报纸杂志上共发表了36篇有关新启蒙运动的论文。[⑤]经过讨论，大家就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异同点等问题上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这一运动应该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他们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大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国社会上、思想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运动并没有完成它应有的历史任务，以致于此后封建文化屡次死灰复燃，仍然支配着民众的文化生活。因此，同样的文化任务一直遗留到现在。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都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要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⑥]但是当前又是“国难时期”，是“大变动的前夜”，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迫切任务。这样，新启蒙运动就比前者的民族性、时代性、政治性更强烈、更广泛、更深入。正因此，二者在性质、内容和方法上就有许多不同。具体表现在： 首先，前者是以反对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后者以反对异族侵略为出发点。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这个运动是针对国难产生的，因此它把爱国主义作为其基本内容，以直接反对民族奴役和解除国难为出发点和依归。它不但要从政治上说明民族危机的由来和出路，而且要负担起挽救民族危机的文化任务。 有人说爱国主义不是这次运动的特点，因为一百年来政治上、文化上的运动，都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打上了爱国主义色彩。艾思奇认为这只是片面的看法。因为“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上的爱国主义，是从改造自己出发的。但现在的运动，是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发动，自己改造的余裕已经没有了”。[⑦]何干之也指出，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今日的爱国主义有根本不同。“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对外的独立”。现在全民族普遍受到的是生与死的威胁，如果不能万众一心，团结御侮，抵抗强权，只有全体灭亡。“我们只有走上爱国主义一途，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⑧] 他们认为，五四时期在政治上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是同等重要的，而在文化上却特别着重反对旧制度和封建文化。现在由于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必须集中新旧一切有爱国意义的文化成果，一致地发挥对付外敌的作用，而“不单是在自己内部做反封建的工作了”。[⑨]当然，这并不是放弃反封建。他们指出，封建残遗是最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对此仍要高度警惕，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需要象过去那样单纯地反封建。 其次，前者是脱离群众的，而后者的社会基础是广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