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 “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①] ——题记 内容提要 本文沿着纵深的历史脉络，考察了党在以农村为生息地、以农民为主力军的特殊条件下锻造一支无产阶级军队所面临的严峻任务，总结了党在22年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对这一问题探索出的两条根本原则与历史经验：其一，坚持党对军队最高的、绝对的、唯一的领导权；其二，用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官兵觉悟，使之臻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准。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史为鉴，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必须服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绝对领导，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南，必须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坚持高于社会的水准。唯此，方能永葆我军的无产阶级本色。 一、锻造无产阶级军队是党领导中国武装斗争的严峻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极为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国度中开展武装斗争并锻造出一支完全隶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党所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 第一，中国革命长期走着以农村为中心的道路，我军的建设和发展是在长期的农村环境中实现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是党走向农村的开端。从那时起到建立中央苏区和各地苏区，再到转战陕北开始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乃至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在整整22年间，为实现党的战略，我军主要是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广大农村由于党的领导而成为革命的生长地和出发地，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前进基地。但同时，农村又恰恰是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视听相对闭塞的地区，我军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由于敌强我弱和革命战争长期的战略防御态势，还造成我军斗争的极端艰难困苦和根据地的被分割包围状况，许多部队在长期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②] 第二，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农民，是我军构成的主要来源和基础。 我军长期以农村为开展武装斗争的主阵地，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自然成为军队构成的主要来源和基础。据1929年5月红四军的统计，农民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兵源的70%，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这一比例大体未变。如同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③]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军构成中，另有一个特殊的来源，即反正敌军和俘虏。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军在战争年代无法实行正规的兵役制度，除以根据地农民作为络绎不绝的兵源补充外，组织敌军反正哗变加入我军以及以俘虏作为兵源补充，一直是军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解放战争的中后期，实行“即俘即补”，两年间即溶化了约80万俘虏。这些反正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同样属农民成分。 中国农民阶级素来富有战斗精神和革命热情，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千百年来农民斗争风起云涌、绵延不绝，至我党缔造红军，中国农民战争达到了最高形式。但由于阶级局限和小生产者的生活生产方式束缚，他们在政治上保守落后，在组织上自由散漫，在思想上容易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正和被俘的敌军官兵，除了具有农民阶级共同的弱点之外，受旧军队思想、制度、作风的积弊影响更甚，改造他们尤须更长期、更艰苦的工作。还是在我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在总结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教训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广大，是“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④]可以认为，在22年的武装斗争中，我军建设始终面临这一严峻现实。 第三，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直接目标之一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解放农民阶级，我军不仅肩负这一直接使命，同时又肩负更高的使命。 党领导的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必须紧密地联系着土地革命的开展。这既是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基本方针，又是党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一贯的实践。党正是通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最广泛地发动了农民投身民主革命，为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有生力量。后来，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把土地革命称之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之一。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将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高度概括为“党同农民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实质之一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解放农民阶级，我军首先要完成的正是这一直接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中表现出极大的牺牲精神。但是，我军并不仅仅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作为党的政治工具，她要为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而奋斗，肩负着更高的政治使命。而对于相当多的出身于农民阶级的官兵来说，在缺乏应有政治教育的情况下，他们不仅难以理解我军的最高使命，甚至不能完全理解我军直接使命的全部含义。他们往往不把土地革命看作是全国农民阶级的解放行动，而更多地是将之视为某一地域内农民的甚至仅仅当作是其个人的翻身。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红四军中宜章农民狭隘的地方观念和利己观念作祟。在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中，翻身农民不愿当红军而愿意当赤卫队或不愿当主力军而愿意当地方红军之事多有所闻，其原因主要不是他们畏惧斗争的残酷而是过于看重个人利益的得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部队的官兵中曾相当普遍地滋生了离队思想，出现了开小差现象，症结之一也正在于对既得利益的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