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实行军国主义殖民统治，企图抵销英国统治的影响。日军对香港的经济进行统辖，实行军用手票制度，大肆掠夺官、民物资与财富，残暴对待香港人民与集中营的战俘，弄得香港民不聊生。一座繁华的百年良港，成了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日军在九龙半岛酒店设军政府兼理民政，并改变香港区划，将香港岛划为12区，九龙划为10区。每区设区政所，后更名为区役所，有正副区长各1人，副手若干人，他们的任务是管理物资配给、户籍调查、市面卫生和人口往来等地方事务。[1]为把香港变成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日本侵略者费尽心机，“改换门庭”便是手段之一，如香港被改名为“香岛”，1941年被改为“昭和十六年”。香港的街道，也换上了日本天皇的名号，如皇后大道中，改为中昭和通；德辅道中，改为中明治通；半岛酒店也改为松本大酒店。总之，一切都日本化了。在文化上，日本为了实行奴化教育，着手在九龙设教员养成所，考得后，经6个月训练，即派赴各校任教员。还另编奴化教科书实行奴化教育。新闻报刊处在日本军政府的监督之下，戏剧宣传和电影均受到严格统制与检查。[2] 1942年2月20日，日本正式宣布香港为日军占领地，成立香港占领地总督府，以汇丰银行大厦为总督部，由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任总督，平野茂为副总督，军政府完成其过渡使命而宣告撤销。 日军抢劫成性，富庶的香港及其市民成了任其宰割的俎上鱼肉。日本攻克香港，在庆祝他们“胜利”的“入城式”一过，便放纵士兵到处掳掠和寻欢作乐。滑稽的是，日军一边实施暴行，一边发布所谓安民告示，宣称“保护华人财产”，强调“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以此拉拢华人与之合作。可是，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尤其是象先施、永安、大新、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大店铺。被封的公司、银行分别由“军部管理”和“金融班管理”。尽人皆知，所谓“管理”实为变相强抢罢了。更有甚者，日军明火执杖地行抢，有目击者说：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正在整理一捆捆的猎获物，它们都用麻袋扎起来，堆满一块空地，一个敌兵在票签上写下到站地名：“神户……”，不久，卡车将堆集好的“猎物”带到西环的码头，放进大轮船，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向日本。[3] 日军更为恶劣的行径是大肆发行军用手票，对金融公开掠夺。英军投降后，日本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立即宣布，日军所使用的“军用手票”为香港合法货币，港币二元兑换军用手票一元。军票乃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发放军饷时的代用货币。军票不同于日元，并非银行发行的法币，而是由日本政府发出的全年储备的军饷，故不能在日本国内流通。但是，日军每占一地，即在当地强行以军票购买物资，强迫商人使用，借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到1943年6月31日，日军总督进一步通令：禁止使用港币，限人民于一定期间将所存港币向台湾银行比照4:1的比率兑换军票。此后日军便大肆搜查，一旦发现仍藏有港币而未兑换的居民，即以酷刑惩罚，毒打、灌水、“老虎凳”、“脱指甲”、“放飞机”等刑罚无奇不有。被施刑者往往因承受不了痛苦而死亡。[4] 与此同时，日军威逼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汇丰银行副主任英国人海地，签发所有库存的50元以上的大面额港币，随即杀人灭口，并将这笔大额钞票拿到仍使用港币的澳门抢购物资。 香港居民手上和存于银行的港币，从逐步减值到最后变成一堆军用票废纸。 如果说日军刚占香港时，人们处于极度恐惧之中，那么接下来的岁月则处在极端的煎熬中。日本把香港变成了流氓世界。居民毫无安全可言，生命如草芥，过路人可能平白送命。一个广东人在皇后大道西边，被日军罚在道旁顶石而立，只因他经过日军岗哨时，没有脱帽。[5] 劫后的香港物资匮乏，致使黑市活跃。那些因战争失业的人，为糊口，不得不加入黑市小买卖的行列，所以这些人有穿西服的、有穿短衫的，还有一些漂亮的小姐们。许多日用品都比以往贵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商贩担心着会被日军以买为名勒索搜刮，购物者则怕买回以石灰粉或其他矿石粉冒充的面粉。千辛万苦买到的一点儿食品还须提防半途被抢去。 二 面对日军的暴行和黑暗统治，地下抗日活动一直很活跃。因此，日军为捕捉抗日分子，严格控制进出香港的人员，经常突击检查居民的户籍、证件，并有暗探、汉奸，随处出没，稍有嫌疑，即遭荼毒。日军越是凶残，抗日烽火越是熊熊。作为被封锁的孤岛，其抗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和影响。 香港整个为日军所占、不可能存在大规模的抗日部队，当时，能以武力抗击日军的只有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以及由外籍军人组成的队伍——英国军人服务团。因此，小规模且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频繁的地下活动，就成为香港抗日斗争的显著特点。如，他们安排爱国文化名人偷渡回国，营救集中营的“战犯”，从而保护了一批精英。更经常的活动是袭击日军仓库，攻击日军哨所，还进行广泛的地下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开拓游击根据地，给日军制造麻烦。这些小型经常的斗争使日军终日疲于奔命，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同时协助并呼应了内地的抗日斗争。另一特点是借香港的国际性地位，展开国际合作，还向海外宣传抗日并吸收华侨捐资，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为内地转运和偷运物资，有力地援助了中国主战场的抗日斗争。 1941年12月，日军大举进攻香港之后，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曾鸿文、黄冠芳、江水等人，率领几批武工队员，进入“新界”。这是日军兵力难以顾及的地方，游击队遂谋求在此发展基地。初进港九，游击队收集了英军溃退时遗弃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肃清了十五、六个匪帮，在新界、沙头角和大埔等地打开局面。
